蕭道應1916年生於屏東佳冬素有抗日傳統的客家望族，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醫學部，是台灣法醫學的開創者，青年時期與妻子黃素貞前往大陸，參加全民抗戰，抗戰勝利後回到台灣，參加中共「解放台灣」的地下黨革命鬥爭。蕭一生充滿傳奇，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為台灣尋找出路。

蕭道應說他自己是「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主要是指他為中共「解放台灣」而做出由「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的革命工作，最後以「悲劇」收場。蕭被捕後，命運之神未讓他走向馬場町「從容就義」，反而以「自新人員」被安排進入公職機構從事法醫檢視鑑定工作，退休後，調查局仍聘請蕭擔任第六處法醫顧問，直到2002年87歲病逝。

蕭道應、黃素貞這對革命伴侶，是民族主義鬥士，又是「職業革命家」，他們不是貪生怕死的庸碌之輩，「生」與「死」早已被他倆置於度外。蕭「自新」後進入調查局法醫部門服務，其實是「就地監管」，這是國民黨對待「政治敵對者」的傳統作法，重慶時代蔣介石對待離開延安的張國燾也是如此。

我考入調查局在「展抱山莊」受訓時，訓練所安排我們學員們去調查局第六處（科學鑑定/法醫）參訪學習，在場曾聆聽一位副處長級，有醫師氣質的人物講解法醫檢視案例，他的名字叫蕭道應。因此，在年齡上蕭是我的前輩，在公職意義上，他算是我的長官，後來我對他了解越深，對他敬重就越多。

去年蕭先生哲嗣開平兄親手送我一本新書《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黃素貞、藍博洲著，台北：人間出版社，2019），讓我有機會對這位前輩/老長官的思想理念、人格風尚、人生際遇有更深的認識、尊敬與感受。限於篇幅，本文只談蕭道應早年的抗日與革命生涯，且圍繞著他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思想意識與政治實踐，作為對這位前輩的基本回憶。

流著民族主義基因的血液

蕭道應出身屏東佳冬素有抗日傳統的「步月樓」客家望族，他血管裡流著的是有民族主義基因的血液。身為一個出生在台灣的中國人，據蕭開平說「父親一直思考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如何堅守一個台灣的中國人的立場？」

蕭道應讀台北高等學校時，他堅守作為一個台灣的中國人的立場是：見到日本學生粗暴地欺負台籍同學時，他心存反感，並找機會討回受傷的民族自尊心。開平兄還說，他父親自幼喜穿唐裝，在校並正告過日本及台灣同學，「除非以中國人、戰勝國的人民身分」，否則他不會「以被殖民的次等國民（身分）去日本讀書」，果然蕭道應未曾去日本留學，反而以第一名成績考取台北帝大醫學部，可見蕭道應的民族意識強烈到令人尊敬的地步。

蕭道應的民族意識高過族群意識。蕭道應晚年回憶，他與閩南籍同學許強在台北高校讀書生活時說：「在高校，我們最初遇到的問題便是閩客之間的問題。通過討論以後，我們發現我們彼此都認為應該『反封建』。首先，我們認識到，人本來是動物，而動物都有排外、保己的本能，這是動物所有的最低本能表現。所以，我們兩人都同意互相排除『排外的動物本能』，也就是說，互相都要摒棄『狹窄的民族意識』（族群意識）。」

除了「反封建」，蕭道應還和許強談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問題。蕭說台灣是日本殖民地，不能用「改良主義」反抗日本的殖民主義，最消極的態度是要有自己的思想準備，要認識出「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這個「事實」。為此身分認同，蕭後來用積極的態度前往祖國大陸，以行動參加了全民抗戰。

蕭開平還說，他父親讀高校時，就由台南親戚介紹一位顏姓望族閨女並論及婚嫁，只因一日共同出遊，在火車由台北經圓山站路過半山腰上的日本神社（今圓山大飯店處）時，這位顏小姐隨著日本人起立恭敬地朝神社行了個大禮，蕭道應因此改變主意，回頭解除婚約。另外，也讓我與開平兄同感納悶的是，他父親去日本開會及旅遊時，每次旅程中上廁所，巴士都停在日本神社邊，蕭道應都拒絕下車。開平說：「父親怎麼可能一整天不小便？」我的詮釋是：不是不想小解，而是拒絕在曾經侵略過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神社上廁所。

赴大陸參加全民抗日聖戰

1929年蕭道應進入高雄州立中學校就讀時，就認識同具強烈民族意識的客籍同學鍾浩東（和鳴）。1937年，日本開始在台灣推行「皇民化」，宣布禁用漢文，此時正在台北帝大醫學部讀書的蕭道應，遇到由福州回到台灣的黃素貞。蕭與鍾浩東一起跟著後來成為蕭夫人的黃素貞，學習北京話（國語）、學唱「總理紀念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此時，中華民族對日抗戰已經爆發，蕭、鍾二人一面學國語，一面籌組準備前往大陸參加抗戰的「醫療服務團」。1940年1月，蕭道應與同具民族意識的黃素貞結婚，4月蕭自台北帝大畢業，7月蕭氏夫婦離開台灣，前往大陸參加全民抗日民族聖戰。

蕭、黃二人抵達上海時，蔣碧玉（蔣渭水女兒）及李南鋒來接船，接著轉往香港，要與鐘浩東在九龍會合。據蕭夫人回憶，他們四人去香港時，在船上把日本護照丟棄入海，以示對日抗戰的決心，這可再次看出蕭道應們的民族意識。

蕭道應四個人與鐘浩東在九龍會合後，旋即前往廣東東江流域的惠陽，參加丘念台組織的「東區服務隊」。由惠州到韶關的河上行船途中，蕭道應看到中國人民的韌性：「拉夫整日在岸上耗費勞力，用繩索拉著船身往上游緩慢爬行，只吃一個白米飯團、喝幾口河水就能整日幹活」；「多位老百姓來到醫護所，整條腿都已爛到見骨了，經我換藥治療一、二次，他們竟能迅速康復，不久又能生龍活虎的走動了！」如今回想，就是這種中華民族的堅忍韌性，取得了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

1945年6月抗戰勝利前夕，原台灣民眾黨劉雪漁與張旺等東江縱隊所屬的「台灣解放同志會」，在廣州羅浮山成立「華南台灣人民解放聯盟」，不久後東江縱隊與蕭道應接觸，蕭由民族主義開始轉向社會主義。

回台入黨配合解放台灣

蕭於1946年6月由汕頭回到台灣，經老師杜聰明推薦任教於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系，7月蔡孝乾在中共華東局授意下，在台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而曾永賢早於兩個月前已由日本返回台灣。1947年底蕭道應由張志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張志忠領導下擔任統戰與社會調查工作，此時「解放台灣」對蕭道應而言，是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相結合的政治社會實踐。

從1947到1949年，蕭道應扮演的角色是「職業革命家」，他曾在鶯歌地區沿路書寫紀念二二八標語，曾在台大醫學院擔任支部書記，曾在台共「省工委」指示下努力做好群眾工作，也曾在三峽烏塗窟由張志忠、陳福星（老洪）主持的幹部學習班，與曾永賢等二三十個「職業革命家」，集體學習台灣山地形勢與游擊戰術，以便擴展游擊根據地。

由「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的革命轉變期中，國民黨的「反共」也更加凌厲，「省工委」被政府破獲後，台共的重要幹部一個個被抓捕後槍斃。1950年台共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指示》，餘下的台共，以陳福星、曾永賢、黎明華為首組織臨時領導機構（重建「省工委」），此時蕭道應在國民黨「白色恐怖」及誘召「自首」的情勢下，仍然堅持獨立作戰，跳出舊據點，開闢新基地。

國民黨政府為了摧毀「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由幾個情治單位成立「特種聯合小組」，利用「打進去、拉出來」等各種偽裝方式想要徹底解決「剩餘台共」。1952年4月25日凌晨3點半，蕭道應在三義魚藤坪自己構築的新山洞內，與「特種聯合小組」行動人員肉搏40分鐘後就地被捕，晚間9點曾永賢也在山洞內被捕，午夜陳福星也被捕。

自比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

「配合解放」的革命工作以失敗收場，蕭道應形容自己是「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但此「悲劇」不應由蕭一人承擔。有人指蕭被捕後「自新」是「共產黨叛徒」的行為，他自嘲《自新報告》不是自己寫的，也沒有簽字；蕭被捕後在大龍峒留質室，對他與張志忠的事情全部保留，毫無暴露；張志忠（革命時期蕭的上級/直接領導）在牢中還跟石聰金（蕭的前廣州珠江南岸「花地」革命同志）說：「蕭道應有不得已的苦衷，相信他，他是唯一和敵人抵抗，劇烈格鬥並受傷流血才被捕的人，相信他，聽他的，並且將牢裡鬥爭的情形告訴他。」

開平兄說，晚年他「父親的心情是複雜與沉重的，他無法承受自己身為『共產黨叛徒』這一事實」，「自新」之後，「拒領調查局法醫室薪水，消極抵制」。既然《自新報告》不是蕭道應自己寫的，也沒有簽字，張志忠被判死刑後還說「不要大家都去當烈士」，「相信他（蕭），聽他（蕭）的」。由蕭的「自嘲」和張對蕭的「相信」，說明蕭並不是「共產黨叛徒」。

一個出身屏東佳冬望族的高級知識分子，蕭以作為「台灣的中國人」自豪，能放棄個人私利，為了民族的解放及台灣的未來，毅然參加對日抗戰，回台後以政治實踐配合「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後雖扮演了「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但我們必須公平、客觀、理性地對待「身為台灣的中國人，將最後一塊破碎山河補回去」的蕭道應。

此外，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蕭道應，他的理念與作為，在今日台灣當局親美媚日的荒謬現實時空中，會起著令人反思國族認同與台灣歷史命運抉擇與走向的作用。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