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1月11日是「司法節」，其由來是因為1943年1月11日，中國與美國、英國簽訂了平等新約，廢除治外法權，讓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從此完全廢除。不過，很少人知道，當時在淪陷區另有一批人也致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個人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轉向「和平運動」

汪精衛，兩岸絕大多數人一聽到這個名字，必定大吐口水，各種難堪的話語紛紛出籠。像汪精衛這樣的「漢奸」、「賣國賊」，怎麼會跟廢除不平等條約有任何關係呢？

要瞭解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就必須把當時的相關事件重新排列清楚，才能推敲出汪精衛的心路歷程。朱子家在《汪政府的開場與收場》裡提到，南京保衛戰失敗後，中日在中國各地打得不可開交，德國駐中大使陶德曼奉命調停，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第54次常務委員會議中，連蔣介石都表示可以接受陶德曼所提的調停條件。但日方野心太大，在未立即得到中方答覆的情況下，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於1938年1月16日發表第一次近衛聲明，表示「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該聲明發表後，中日雙方都沒有退後的立場，使得陶德曼調停失敗，鎩羽而歸。

隨著戰事的持續擴大蔓延，騎虎難下的近衛被迫在同年12月12日再次發表「近衛三原則」，承諾和談成功後，會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並歸還租界，只是之前的調子拉得太高，重慶國民政府難以與日本展開談判。

汪精衛看到中日戰爭的慘況，對於持久抗戰感到憂心，他認為，既然有和談的機會理當試試，因此以「精衛」自居的汪精衛，就成了這麼一個犧牲者的角色。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發表著名的「豔電」，表明他的和平立場。汪精衛在「豔電」第一點，就強調交還租借與廢除治外法權，「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只不過，汪精衛的和平主張因近衛內閣突然倒台，以及在國內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遭到國民黨開除黨籍和公職的情況下，以失敗收場。本來汪精衛的想法是，失敗就出國而去，對於出面組織偽政府的態度並不積極，沒想到國府卻派人暗殺他，導致其重要幕僚曾仲鳴遭到誤殺，在國府趕盡殺絕的刺激下，汪精衛選擇前往淪陷區，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以下簡稱汪政府）。自此汪精衛的一生將以悲劇收場，也就無可挽回了。

汪精衛不忘中山先生遺教

汪政府與日方的談判折衝過程，邵銘煌教授在〈汪偽政權與日本的一場政治秀〉一文中有相當詳細的介紹。1942年國慶日，美英為了拉攏重慶國民政府，宣布決定放棄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等特權。不過，中英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僵持不下，拖延了整個談判簽約的時間。與此同時，汪精衛在成為偽國民政府的主席後，並未忘記過去追隨孫中山先生的初衷，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不遺餘力。

日本獲悉美英二國正與重慶談判廢除不平等條約，擔心對方談判成功，造成對汪政府的打擊，因此加速與汪政府之間的談判。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對華新政策」，宣布交還在華租界、撤銷治外法權，讓汪政府處理在華敵產（英美等同盟國）。就在汪政府用對美英宣戰的交換條件下，1943年1月9日，日本與汪政府間簽訂〈中日共同宣言〉，同時簽訂〈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協定〉，正式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兩天後的1月11日，美國才拉著英國，與重慶國民政府簽定新約，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汪政府在2月9日設立「接收租界」及「撤銷治外法權」兩委員會，3月30日在杭州、蘇州、漢口、沙市、天津、福州、廈門及北平等地，舉行交還接收儀式，汪政府就此自日本手中正式收回專管租界及北京使館區。為呼應日本交還租界的舉動，法國維琪政府、德國和義大利也宣布採取同樣措施，交還租界與北京公使館區的行政權。

1943年2月23日，維琪法國政府宣布放棄治外法權並交還租界，並於7月22日與汪政府簽訂「法還滬租界協定」，交出上海法租界。在汪政府正式接管上海的那一天，汪精衛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怎樣建設新上海〉演說，汪說「今日是上海整個的、完全無缺的、屬於中國的紀念日子」，中國領土內「國中有國」的現象一掃而空。

戴高樂的法國政府直到1946年2月28日才與國民政府簽訂中法新約，比起汪政府慢了許多。因此，從廢除不平等條約來看，雖然汪精衛是在特殊時空背景下達成目標，但能逼日本軍國主義猛虎吐出嘴上肉，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美英雖然聲言放棄在華的不平等權利，其實他們的權利早因日本的侵略而喪失殆盡，因此美英所謂「放棄在華特權」，根本全是空話。反觀日本，卻是必須吐出自己到手的利益，無怪乎重光葵在向東京的報告中說「日本的措置，與英、美的空話不同，站在可以成為現實的措置之立場，我方略勝一籌。」

汪精衛是愛國的失敗者

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我們勢不可能因汪政府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上有所斬獲，就將司法節改到與日本侵略者簽約的1月9日，但當我們在紀念司法節的同時，是否應承認在日寇侵略的鐵蹄下，慶幸有人自願背負「漢奸」的罪名，為淪陷區的百姓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呢？

根據不少生活在汪政府統轄下的民眾回憶，當時雖為亡國奴，但整體生活尚屬小康之局，人民還能有基本安居樂業的生活。李敖在聞少華的《汪精衛傳》序言中提到「現在人們罵馮道，但歷史卻有異說。唐質肅問王安石，說馮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士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安石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汪精衛能「屈身以安人」，對淪陷區的人民來說，難道不正是地湧菩薩嗎？

周佛海於汪精衛下葬後，在他的日記中說：「今日目視汪先生靈櫬入土，覺是非恩怨到此已煙消雲散，吾輩何必認真以自尋煩惱？至汪先生，今雖蓋棺，尚不能論定是非功罪，當以今後時局轉移為依歸也。」

如今時局已轉移70多年，也許重新論定汪精衛的時機已經到來。汪精衛的女兒在談到父親時說：「蔣介石是愛國的成功者，我父親是愛國的失敗者」。或許愛國的失敗者，是對汪精衛最正確、也最公道的評價。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