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投信9月24日將中國2021年生產毛額(GDP)年增長率，從8.2%下調至7.7%，主因包括大陸近期越來越多工廠因煤炭價格上漲，衝擊電力供應，被迫暫停營運；而大陸房地產龍頭企業恆大集團，也因旗下恆大財富發生擠兌，引發債務違約、信用危機和資金鏈斷裂危機。

之前筆者在分析大陸「共同富裕」政策時，曾提出中國正在尋找一條以社會主義解決市場經濟問題的方法，在推動共同富裕與因應中美貿易戰的同時，恆大事件與限電可能只是市場失靈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大陸要脫胎換骨的必經之路。

要讓全民「共同富裕」

鄧小平1986年在多次談話中提到「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因此開始將市場經濟定義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力推展市場經濟。歷經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確實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但落後地區、其他人卻未因此而走向「共同富裕」。究其原因，一部分可能是中國政治文化問題，另一部分則可能是市場經濟問題。

導致大陸市場失靈的原因至少包括：（一）政府或非營利機構參與市場經濟、政府控制形成獨占或寡占；（二）交易成本和資訊不對稱，對商品過高或過低估計；（三）對物權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不同，造成市場資源稀少等結果，導致市場失靈。第一項是涉及大陸政治文化的問題，而後兩項則是市場經濟引發的問題。

恆大事件與限電問題

以恆大事件為例，大陸為發展地產業，讓地產商先以少數保證金向政府拍得土地，建樓不用自有資金，而靠預售金和建築公司的「帶資施工」，地產商再用土地及在建工程，獲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完成房屋銷售回款，歸還部分借貸，餘款再去拍土地儲地。恆大就是利用這樣的高槓桿操作，發展成地產王國。然而，當中國大陸因為中美貿易戰導致發展趨緩，政府也準備嚴控高槓桿操作，對房企拋出「融資新規」的「三條紅線」以管控債務時，就導致恆大現金流斷裂，引發一連串危機。

有關大規模限電，有一說是各省市為達到能耗雙控目標，實施激進的限電措施，以落實習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聯合國發表演講時，再度重申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承諾。但一般學界與商界認為，煤炭與天然氣短缺才是根本問題，除了澳洲煤進口少，最近全球因為疫情造成多種能源生產與運輸受阻，導致燃煤、天然氣與石油價格攀升，大陸的綠電與火力發電兩派鬥爭傾軋，火力發電在能源價格上漲之下無利可圖，而綠電又無法穩定供電，因此火力發電派利用這次大規模限電進行反撲，也是市場失靈的現象。

西方國家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遭遇第一次市場失靈，後靠著凱因斯提出「需求面經濟學」，以赤字財政政策推動有效需求，才順利度過。到了1970年代後期，由於石油危機帶來「停滯性通貨膨脹」，造成生產要素和商品供給面的不足，當時西方國家採用貨幣控制，緩步增加生產要素及商品供給，才終於度過危機。

必須同時解決雙重問題

而中國大陸這次面對的市場失靈，遠較西方國家兩次市場失靈複雜，主要是大陸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推動經濟發展，讓一些人、一些企業，特別是在房地產、能源、電信等行業，作為火車頭帶動經濟，他們也確實帶動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但也帶來了貧富差距、發展不均衡，或如恆大那樣「大到不能倒」，或掌控了電力與交通電信的獨占權。而這一波經濟衝擊，一方面來自房地產需求不足的「需求面經濟」，另一方面又有來自中美貿易戰與疫情下，能源與原物料不足的「供給面經濟」問題，中國大陸同時面對上個世紀兩種不同的經濟衝擊。

依筆者觀察，中國大陸正在以社會主義及市場經濟兩種方法，分別解決這兩個棘手的問題。首先，在恆大方面，大陸採取的是社會主義方法，以海航模式，要求恆大自救不准破產，但可以重組。至於公司管理階層等，會被要求把這些年弄走的錢吐出來，同時也引進資金接手有價值的資產，這是以政治手段為主，政府盡可能控制，絕對不准出現企業爆雷，引發經濟危機。

對限電問題，則採市場經濟手段。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0月9日召開國家能源委會議，表示要科學有序推進實現「雙碳」目標，糾正有些地方「一刀切」的限電限產，或「運動式」減碳，確保北方群眾溫暖安全過冬，同時允許電力公司漲電價，由原本上、下浮動分別不得超過10%、15%，放寬為原則上、下均不超過20%，但高耗能行業電價不受20%的漲幅限制。

面對改革開放40年來從未有過的變局，中國大陸正在同時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手段，解決目前遭遇的錯綜複雜現象，或許沒有人能確知結果如何，但對中國大陸而言，卻是一項必須成功，不許失敗的社會工程。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