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國舉行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這自然是一個令全球華人揚眉吐氣的日子。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今年亦是馬關割台，導致中國喪權辱國120周年，因而也是一個非常值得反思的日子。

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中日兩國同受西方列強的欺凌，之後日本經維新變法而崛起。可悲的是，它的崛起不僅未成為中國之福，反成為中國「三千年來未有之大禍」的根源。

日本人的可怕兼可惡就在於，他們將西方列強一度套在自己身上的繩索解開後，反而將繩索套在中國身上。明治時代的許多軍豪、政客乃至思想家都一致認為，日本的富強需要以中國貧弱為基礎，它的民族優越感需要以中華民族受虐受辱為代價，它的國內危機需要通過轉嫁到中國來解決，它的國際地位需要犧牲中國來滿足。

日本崇拜強者鄙視弱者

令西方民主思想家頗感驚訝和費解的一個例子是，曾經鼓吹「脫亞入歐」、「和魂洋才」。受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精神薰陶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當他得知日本軍在甲午戰爭中勝利的消息後，竟高興得哭了出來。可見，連日本最優秀的思想家，心靈深處皆視中國人為「劣等民族」，對中國造成的巨大傷害不但毫無愧意，而且為日本的崛起感到自豪和高興。

日本崇拜強者，鄙視弱者。基於這種心理，在近現代史上，日本對中國傷害最深，破壞最烈卻毫不感到愧疚。從1873年西鄉隆盛鼓吹「征韓論」到1928年的《田中奏摺》策劃全面征服中國，日本舉國上下皆信服「戰爭富國，戰爭會給日本帶來莫大的利益」這一命題。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70多年，日本對外發動了14次侵略戰爭，其中10次是針對中國，平均每7年侵略中國一次。

每一次當中國呈現向前發展的良好態勢時，均受到日本實質性的傷害而夭折中斷。1870年代開始起步的洋務運動，雖是以發展軍事工業為主要目標的現代化運動，但它也帶動了整個民族工業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不幸的是，洋務運動稍有成就，日本發動了甲午戰爭，使這場工業化運動徹底破產。

進入20世紀，西方列強由於忙著應付主戰場在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無暇東顧，中國的經濟和工業化獲得長足的發展。據專家統計，1927-1937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時期，但日本接著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造成中國山河破碎。

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近現代史，是一部向外擴張，不斷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有學者認為，以長達千年封建社會的武家文化為基礎，崇尚「戰爭富國」，無限抬高戰爭與「國家命運」的互動關係，構成了日本對外戰爭的內在邏輯和性格特徵。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如我們深入考察日本人的文化和心理特徵，不難發現日本人具有許多特殊的素質。

日本仍將與中國較量

首先必須承認，日本人是一個非常勤奮上進的民族，與此同時，日本人有一種恐懼寂寞、酷愛工作的習性。對於日本人來說，無所作為的空閒比死還難受，近代西方人文主義運動崇尚「不自由，毋寧死」，而近代日本人崇尚的是「不作為，毋寧死」。正是基於對空閒無聊的恐懼，只要有所作為，日本人便會不顧一切地努力，將工作做到最好（所謂「一生懸命」）。

明治政府利用日本人民的這種心理性格，在短短的30年間，將日本打造成躋身世界列強的新興強國；軍國主義者利用日本人民的這種心理性格，加以「戰爭富國，戰爭會給日本帶來莫大利益」口號的誘導，使日本人前仆後繼，不怕犧牲，展開了長達70年對外擴張侵略的戰爭；而戰後的昭和政府，也正是利用日本人民的這種心理性格，使日本經濟快速復甦，成為當今世界的經濟強國。可見，根植於日本人心的「不作為，毋寧死」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使日本民族快速復興，也可以使日本民族陷入滅頂之災，關鍵在於為政者怎樣使用這把雙刃劍。

不能否定，時下的日本存在著一部分右翼勢力，他們經常重溫往日「大日本帝國稱雄東亞」的舊夢，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重振雄風。面對中國日益崛起，他們心理上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妄圖聯合世界上的一切反華勢力，將中國這隻睡獅扼殺於醒來之前。他們到處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日本淪陷」論、以及「中國反西方文明」論，目的都是為了扼殺中國的崛起。

在這些右翼人士看來，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對日本的威脅，中國的優越意味著日本的受虐受辱，中國的富強意味著日本的貧弱。因為他們知道，近代日本的崛起就是靠犧牲中國來達到目的的。基於這種心理基礎和認知，日本部分右翼人士認為，在中日國力此消彼長，雙方實力發生逆轉之際，必然會有一次大規模的較量，中國的當政者和有識之士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以免無法因應突然而來的變局。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