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葉榮鐘在〈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文中第一句就說：「日本投降與台灣光復，是六百五十萬台人，結束51年間包羞忍辱的奴隸生活，反本歸宗、重入祖國懷抱的歷史的大事件。」1945年10月，台灣人在第一次慶祝雙十節、光復節，以及歡迎來自祖國的政府人員、軍隊等一連串慶典時，所表現的空前熱烈情緒，不只是表達他們的民族感情，也是在把他們50年來在異族欺凌壓迫下的委屈，盡情地發洩出來。

光復致敬團兩度祭黃陵

1946年，在丘念台先生奔走下組成「台灣光復致敬團」，一行15人由林獻堂領團，前往大陸訪問。「致敬團」原定三個任務之一，即為於光復一周年之期，前往黃帝陵恭祭，卻因天雨受阻，不得不於9月12日在相距200里的耀縣設壇，遙祭民族奠基遠祖黃帝陵；並由家父執筆寫成《祭黃陵文》，奉告台灣已經光復，六百五十萬子孫重歸祖國懷抱之心情。林獻堂在代表「致敬團」發表談話中提到「光復後已覺有可愛護的國家、可盡忠的民族，…永不願再見到有破碎的國家、分裂的民族」。

經過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的努力，2006年9月12日，台灣光復致敬團後人終於來到黃陵縣，完成了前輩60年前的心願。

從武裝抗日到非武裝抗日

隨著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台灣在1895年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人從此走上一條漫長的民族總抵抗運動。從倉促成軍的台灣民主國保衛戰為起點，全省各地的抗日義軍不斷蜂起。從1895年到1902年，孤立而沒有任何外援的台灣同胞，以湊合之眾、血肉之軀，與日軍奮戰了7年。此後雖無大規模武裝抗日組織出現，但是零星的武裝抗日事件依然不斷；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台灣同胞又受到鼓舞；一直要到犧牲極為慘烈的「噍吧年事件」之後，武裝抗日運動才告一段落。

自1920年代以後，轉而有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領導的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出現，其後又發展出左翼思想的無產階級抗日民族運動。到了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七七事變前夕，抗日民族運動被完全鎮壓之後，台灣同胞仍不斷地透過不同的途徑，回到祖國大陸，與祖國同胞並肩投入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雖然並未靠自己的力量，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但是，日據下台灣人的抗日民族運動，絕對是我們後輩永遠引以為榮的歷史事跡。

民族意識是抗日運動基礎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強韌的民族意識，始終是維繫著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基礎。前後幾近20年的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由地主階級與知識分子所領導的陣營，從同化會而六三法案撤廢運動、議會設置請願、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到最後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雖然有過幾次路線的轉折與分裂，總是能夠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團結各派，並以《台灣民報》作為台灣人的喉舌。

林獻堂、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蔡培火等幾位重要領導人，在路線上或有激進與溫和之別，但他們維繫中華文化的根源、站在民族的立場，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心志卻是一致的。

左翼思想指導下的無產階級運動，無論是運動的農民組合、工友協會，或是政治組織的黑色青年、廣州台灣青年團、台灣共產黨等，也都是站中國民族的立場，對抗異民族的─日本殖民統治的資本主義體制，因為殖民統治者與資本家是同一體系。

走出悲情探索歷史真相

記得在台灣讀書時，學校每年都有紀念台灣光復節的慶祝活動，但是當時的我和絕大部分在台灣生活的人一樣，對於前輩抗日的事跡並沒有多少了解；因為在長期白色恐怖的戒嚴體制下，台灣的歷史從未受到重視，台灣史的研究從未受到鼓勵，更多時候還是禁忌。非常諷刺的，作為一個台灣人，並且是一個抗日民族運動積極分子的後代，我是在移居北美之後，才認真地尋找台灣的歷史。

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台灣歷史充滿了悲情；一再被扭曲的台灣近百年史，複雜崎嶇的光復經驗；特別是抗日一代的志士，在光復之後所遭受的冤屈，都常讓我悲憤不能自已。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在日本的牢獄裡渡過青春年華；光復之後，卻在2.28事件中或白色恐怖時代遇害、再度坐牢或是逃亡流落異鄉，而終其一生無法與家人團聚。蘇慶黎的父親蘇新與舅舅蕭來福，就是在1947年2.28事件後亡命天涯，她的父親後來落腳北京，一家人分隔兩岸從生離直到死別。

在台灣還未解除戒嚴的1980年代，王曉波教授曾經在一個公開場合對楊逵先生說：歷史終究會還給你們一個公道的！這30多年來，在台灣有許多朋友默默地、全力以赴地在為搶救台灣史而努力；我相信這些朋友們的努力成果可以告慰楊老，以及他的抗日一代同輩們。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繼續努力，探討台灣光復的曲折經驗及其複雜的現實性，僅此與朋友們共勉。

(作者係本刊主筆、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