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劉永福在中法戰爭期間與法軍周旋，有出色的戰果；台灣割讓後坐鎮台南，領導義軍與日軍對抗數月，雖然被迫撤出，但兩次抗擊列強的表現讓他在歷史教科書占一席之地。當時部分台灣仕紳包括「思痛子」、吳德功等人，對劉未全力支援中部義軍，且最後倉促撤離台灣多有怨言；但清廷官員多能體諒他因資源匱乏、缺少援軍而敗退的立場，給予正面評價。

台灣經歷解嚴、政黨輪替後，政治環境與價值觀明顯轉變，教科書也隨之逐步改變立場。解嚴前劉永福被認為是忠勇愛國、抵禦外侮的民族英雄；「九五課綱」後，隨中國史內容縮減，台灣民主國事蹟被淡化，各版本教師手冊的補充資料中，多採用質疑劉永福，如黃昭堂、吳密察、李筱峰等人的看法。

對中小學生來說，教科書的內容意味著正統觀念，也代表著考試的正確答案。常有學生拿課外讀物來問筆者，為什麼跟課本內容不同，但幾乎不會質疑課本的正確性。所以，課綱乃至於教科書內容的改變，對學生而言，影響力毋庸置疑。

「八八課綱」前的劉永福

台灣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有過多次變革。1945年，長官公署成立「台灣省中等、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訂教科書，隔年改組為「台灣省編譯館」；國府遷台之後改名「國立編譯館」，隸屬教育部。實施義務教育後，台灣所有教科書統一由國立編譯館編輯並供應，直到1989年。這段期間的課程內容，可說完全反映官方的意識形態及立場。

劉永福出現在國小教科書，事蹟主要呈現在「中法戰爭」及「台灣民主國」兩個部分。早期教科書對他的敘述較簡略。1950年版談中法戰爭，敘述法軍屢為劉永福所困。1960年代的版本，關於中法戰爭篇幅增加許多，劉的評價也更正面。尤其對台灣民主國的貢獻，被冠上「長留天地，光耀史冊」的評語。1971年的版本除讚揚義軍及黑旗軍的抗日事蹟，更描述日軍因損失慘重，在台灣恣意屠殺的情況。

國中教科書由中研院院士勞榦、台大教授夏德儀主編的時期，雖未特別塑造英雄形象，對其事蹟多正面敘述。台灣抗日的部分，認為劉永福鼓舞了台人的愛國精神。

高中教科書早期由郭廷以主編，在中法戰爭部分對劉永福的戰功著墨不少，也認同他在台灣抗日領袖的地位。1972年後的版本改由國立編譯館主編，對台灣抗日的部分增加不少細節描述，但基本論調沒有調整，對劉永福及義軍的表現基本上持正面立場。直到1996年的教科書，除對乙未戰役的詳細日期略有調整，其他內容大致沒有變化。

獨派學者對劉永福翻案

最早對劉永福「翻案」的是台獨大老黃昭堂。黃認為劉永福在南部未嘗一戰，出力的都是義勇軍，他的作用頂多是以名將的身分鼓舞義軍，而且還吝於協助。許世楷則提出黑旗軍僅是官費雇用的傭兵，與地痞無賴一般，且劉永福在各地義軍仍抗戰的情況下就已規劃逃亡，之所以支撐數月是期待張之洞的外援。

吳密察認為劉永福未參與對日的防守，桃竹苗的抗日主要是義軍及當地土豪吳湯興等人，中部則主要是新楚軍及義軍，劉永福並無實際作為；日軍抵達嘉義後，劉永福積極請降，甚至撇清與義軍的關係。

黃秀政在博士論文〈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中認為，中南部的義軍基本上在劉永福的統整下，也認為劉因後援不濟而敗退並非開脫之詞。但2007年出版的《台灣史志新論》立場完全改變。

文藻大學張守真引英國檔案，認為黑旗軍軍紀敗壞，且劉永福等人「挾兵餉公帑數十萬私下潛逃」，並認為日軍在乙未戰役中損失慘重，「劉永福卻未能堅持到底，竟於緊要關頭，私下潛逃」。

中學教師劉貽萍表示，劉永福能享有這樣的歷史地位，與教科書為了塑造民族英雄有關，即使到了民進黨執政，教科書由國民黨的大中國主義轉變為台灣本土化，也僅呈現他正面的形象，「讓他始終占據教科書的一個角落，享有不屬於他的名聲，真正拋頭顱灑熱血的保衛鄉土之士，卻始終未能為台灣人民所識，何等唏噓。」

還有幾位引用長老教會《台南府城教會報》，認為劉永福離開台南時，化裝為老婦人躲避日軍查緝，但這種說法在中國及日本的紀錄及檔案中，皆未曾有人提及。退一步看，假設劉永福不得不化妝為老婦人，才能脫離日軍包圍，只代表他已盡力堅持到最後，而在化裝為老婦人的情況下，還說他「挾兵餉公帑數十萬私下潛逃」，豈不嚴重矛盾？

「認識台灣」教材爭議性高

李登輝於1997年推出《認識台灣》教材，反對學者甚多，以王仲孚為首編寫〈認識台灣國中教科書參考文件〉，批評《認識台灣》教材涉及台獨意識及日本皇民史觀，可惜未能對其政策執行造成影響。當時「一綱多本」的教科書，各版本內容有不小差距。由於課綱縮減中國史，所以講述中法戰爭時，已不提馮子材及劉永福等人物。但台灣抗日的部分繞不過他。

以南一版來看，基本仍承認劉永福是抗日的中心，但講述中南部軍事行動時，不提劉及黑旗軍，而以抗日義軍來取代。康熙版本由王仲孚主編，其立場相對較傳統，敘述也接近過去的統編本。三民書局的版本對劉永福的描述較不友善，許雪姬對抗日的經過一筆帶過，僅提唐景崧、劉永福先後潛回福建。

龍騰版本在教師手冊中敘述日本治台後的一連串抗日事件，不少仍以劉永福及台灣民主國作為號召，足見其影響之大。包括陳秋菊、詹振、蘇力、簡玉和等各據一方，推舉胡阿錦為首，約定共同發動攻擊，讓總督府疲於奔命；當時胡阿錦的告示上就寫著：「本統軍奉劉大帥委託，誓師督眾，欲誅滅倭奴」。中部的反抗軍柯鐵、簡精華等也多以恢復台灣民主國作為號召，明確認同劉永福抗日領袖的地位，且認為影響台灣民眾的抗日行動。

「九五課綱」後的劉永福

「九五課綱」是由2006年開始實施的高中課程綱要，主要的改變在國文與歷史兩個領域。國文方面，減少授課節數並降低文言文比例，雖有1,259位高中教師及257位大學教師聯署反對，但教育部不予理會。《聯合報》抨擊這明顯是政治干預教育，實施「去中國化」。

九五課綱實施後，教科書作者反映審查嚴格，一半的廠商被要求重編，三家廠商被要求修改，僅有一家直接過關。他們表示審查委員意識形態強烈，提出為何日本、荷蘭統治台灣是殖民，明鄭、清朝就不是？要求通通改為殖民統治。羅若禮感嘆：批評古代中國的強權體制，是否也犯了以民主制度批判過去，以古度今的錯誤？遇到中國或者兩岸的關係，就特別強調用「多元」的角度看，目的又是甚麼？

九五課綱後的教科書，南一版認同黑旗軍參加八卦山戰役，但附上台籍仕紳的不同看法。三民版的薛化元用「逃」來直述劉永福的行動，有別於過去用「退」或「潛」的修飾語氣。

翰林版原將劉永福從課文中除去，隔次改版，雖重新加入課文，但將抗日的功勞歸給地方義軍。其教師手冊附上「台灣民主國官員相繼逃亡表」，並說明「這群唐山人組成的台灣仕紳階級，口裡大聲標榜誓死抗日、與台灣共存亡，到了關鍵時刻鳥獸散，領導中心徹底瓦解。」

龍騰版立場轉變較大。切割義軍與劉永福的關係，強調台北因散兵亂民趁火打劫，辜顯榮才在民眾請託之下，帶領日軍進入以維持秩序。2006年的教師手冊中，提到抗日勢力向百姓徵收保護稅，讓民眾不能認同。2014年教師手冊裡，請老師說明政權交替時，抗日者中有英雄，也有趁機打家劫舍的土匪，大多數百姓選擇投降順服日本。

康熹版教科書同樣提到日軍入台北「維持秩序」，並認為中部抵抗日軍的多是客家義軍，僅八卦山之役吳彭年率領黑旗軍參戰，最後壯烈成仁。教師手冊中引用王育德的說法，認為劉永福離開台南是受仕紳勸離，因為他們害怕在戰敗後被趁火打劫。

全華版本同意劉永福所在的台南是抗日中心，但教師手冊分析台灣民主國滅亡原因時，認為是將帥不合、大陸兵勇無抗日決心，甚至為爭奪軍餉與台勇互相攻擊等。

教科書內容影響國族認同

近來，台灣出現「阿婆浪槓」這句「俗諺」，諷刺劉永福「拋棄多年的袍澤弟兄，獨自化妝成老太婆，從港口逃出」。考究其由來，約莫是在2005年前後，在郭弘斌、李筱峰、江澤祥等人的文章中出現。劉建仁在《台灣語的語源與理據》提到，「浪槓」是近幾十年才創造的，至少日本時代還沒有這詞彙。可見這句「俗諺」，恐非自古流傳。

2015年，台南市某社區大學在朝皇宮廟舉辦廟口文化沙龍，由中研院謝國興為民眾講述，「當時在日本政府派重兵接收台灣時，總統劉永福為了潛逃，棄大軍不顧，扮老太婆逃走的故事。」國史館館長吳密察、台南大學戴文鋒分別負責另外兩場，由幾位號稱台灣史學界的菁英親自抹黑劉永福形象。

1997年中研院王明珂曾對國高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哪些台灣歷史人物讓他們最有印象，劉永福在該調查中名列第20。影響力不容小覷，或許是其形象受醜化所使然。

李登輝推動《認識台灣》等教材以來，對台灣人的史觀產生極大衝擊。1987年，張茂桂曾統計千餘位大學生的國家認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僅占8%，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占65%，認為中國人與台灣人沒有差別的占20%；到2015年政治大學的統計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占59%，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占33.7%，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僅有3.3%。這種改變當然是受各方面因素影響，但教科書肯定是最重要的理由。

中正大學王豐彬認為，台灣年輕人都接受台灣為主體的社會領域教育，教科書內容切割中國大陸，以台灣當作自己的國家，成為所謂的「天然獨」。年輕世代的季節也提到：「課綱改變了課本，課本改變或影響了這一代人的史觀，而新的史觀衝擊到了兩岸關係」，認為現在的課綱培養出來的是一群不認同自己國家的年輕人。

結構姑且不論，教科書的內容也有不少爭議，像「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觀念於史無據，尹章義、陳孔立、黃樹仁等學者都曾考據其謬誤，以大量史料證明當年漢人與原住民通婚並不常見；又如「中華民國接收台灣」那一段，陳儀是否挪用台灣糧食支援國共內戰並無證據，卻被當作台人反抗政府的重要因素，這些都充滿了政治考量。

總之，台灣教科書中劉永福形象的逐漸褪色，已是不爭事實。其他如鄭成功被冠上屠殺原住民的罪名，余清芳也被附注有犯罪前科與煽動迷信的標記，「中國人」在台灣歷史教科書上已難保清白之身。反觀日本人在台的功績被大肆吹捧，實在令人唏噓。

(作者係玉林師院副教授、台籍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