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一致認為，「北京模式」的成功，對「華盛頓模式」形成重大挑戰，中國也因此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rival)。由此看來，對華強硬將成為美國的長期政策，中美似乎進入了「第二次冷戰」。

並不具備冷戰客觀條件

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是在四個基本條件下發生的：(一)意識形態的有你無我是雙方對立的根本原因，驅動並主導雙方的相互政策，雙方都把打敗甚至消滅對方作為戰略目標；(二)雙方經濟各自獨立，互不往來；(三)整個世界格局劃分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陣營；(四)雙方各自組成以對抗為目的的軍事同盟。以上四個條件在今天的中美之間並不存在，中美關係緊張的原因不是意識形態的對立，而是利益衝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面致力於在合作的基礎上發展中美關係；另一方面，自尼克森訪華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主要是利益驅動，意識形態並非主流。

中國不同美國搞對抗

中美之間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早已形成難以逆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雙方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同世界經濟連為一體，川普若想恢復獨立的經濟體，打造勢不兩立的兩派陣營，無異會產生雙輸的慘局。

中國不同美國搞對抗，更無意打造一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川普政府也很難聚集一個圍堵、遏制中國的國際陣營。即便是在亞太地區，與美國結盟的日、韓、澳等國，在對華政策上也因利益的差異而各有不同。而美國與其歐洲盟友在對華政策上的差異則更為明顯。

習近平反覆強調，中國決不向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而是要積極謀求與外部世界合作發展，打造包容開放的命運共同體。一些大陸學者專家倡議的「中國方案」，也是想推動經濟發展，而非要搞「顏色革命」。

川普政策反造成美國孤立

川普政府是美國二戰以來最弱勢的政府，反對他的勢力強大。他對外強調「美國第一」，卻成為「美國孤立」的尷尬局面。

川普搞單邊主義，建立關稅壁壘，利用美國在產業鏈的上游「鏈位」來訛詐下游「鏈位」廠商，甚至斬斷產業鏈，踩踏中國底線等，這種種針對中國的「冷戰」舉措，是與世界發展大勢相悖逆的。

儘管中國的國力稍弱於美國，但體制的優勢使得領導人對國內局勢的掌控比美國領導人強，因此，中國往往是維護中美關係穩定的一方。另一現象是，美國總統一旦贏得連任，中美關係便趨向穩定。畢竟，連任的總統要比第一任期間強勢得多。

在此形勢下，中國宜保持冷靜，不跟著川普的節拍走。如此，即便美國朝野似乎達成遏制中國的共識，並出台相應的「戰略」，但內部矛盾很難使這一「戰略」轉變成具體政策，更難有效地加以實施。

中國不挑戰現行國際秩序

工業革命以來，崛起的世界性大國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具備在全球範圍內作戰的軍事力量；二是挑戰守成大國（霸主國）建立的國際秩序。英國曾挑戰西班牙，德、日挑戰英國，蘇聯挑戰美國，但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並沒有全球作戰的軍事力量。

中美兩個大國成為現行國際秩序中的「利益攸關方」，這一現實決定了中美關係已經遠遠超出雙邊關係的範疇：中美之間的任何問題都具有世界意義。反之，世界上任何重大問題和挑戰，倘若沒有中美的溝通與合作，都難以管控。川普政府在這樣的形勢下發動對華「冷戰」，不僅傷害中美關係，也將對整個世界局勢帶來負面影響。

此外，中美在經濟上相互依賴。兩國關係穩定與否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利益衝突，而是領導人對內政的管控能力。管控能力強，政策的協調性就會好，有前後一致的連貫性，有利於雙邊關係的穩定。反之，則是政策雜亂無章、朝令夕改，雙邊關係也會隨之顛簸起伏。

近年來，中國發展迅猛的軍力是為了加強國防，而不是到世界各地去打仗。更重要的是，引領中國崛起的改革開放政策，並不挑戰長期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而是要與世界接軌，積極融入到現行的國際秩序中。這種「融入式」的發展模式，決定並造就了中國的和平崛起。

美國欲維持技術領先

冷戰期間，蘇聯首先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引發美國人擔憂技術落後危及國家安全。在冷戰期間及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把維持技術領先和國家安全相聯繫。

中美關係由於存在很深的經濟依賴性，而不同於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因之，美國要想切斷同競爭對手的交流並不明智，而且，即使在冷戰時期，美蘇在航天等許多領域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

中俄在半導體晶片、人工智能、噴氣發動機等關鍵技術和安全上，已被美國視為戰略對手，因此，為維持科技創新和領先，美國需要加深與盟國和伙伴的合作。美國及其盟國在全球研發投資中占三分之二，有條件調整共同的研究和發展資源、協調，來增加其競爭力。

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推動這一變局的是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其人口高達40億。這次現代化浪潮引發兩個難以逆轉的大勢：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世界政局多極化。多邊機制的現行國際體系為這兩個大潮提供了制度保證。

(作者係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