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政府「新南向政策」的目標究竟為何？若是外交，就涉及外交部工作；若為經貿，則與經濟部及外貿協會的功能重疊。

大陸與部分東協國家如越南、菲律賓雖有矛盾，不過，其在東協的政、經影響力已大幅提昇，加上「一帶一路」戰略極吸引人，如兩岸關係不能改善，台灣如何能突破南向的障礙？政府想要建立與東南亞國家的投資保障協議，並爭取貿易優惠，但如果沒有兩岸的FTA，如何加入東協經貿圈，享受稅捐優惠？東協與印度只承認中國大陸，沒有大陸的默許，台灣如何能與東協簽投資與商業保障協議？

其次是南向經貿投資的風險。1997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分析東南亞的投資風險有「三高」（資金成本、國家風險、經營成本）與「三缺」（資金、人才、技術），另有「二壞」（治安與吏治）。外來投資受許多未知因素影響。

例如：台塑集團在越南開發十年，投資3000餘億元的河靜鋼廠，2014年先遭513排華事件而受損。如今原訂6月25日點火竣工，卻被勒令停工，必須先對排放毒廢水事件賠償五億美元。

反之，大陸1996年前後由國務院核定了50至60個「高新科技園區」，公共設施完善；責成地方官員在國際招商引資；簡化投資「一個窗口」、「一站式服務」；租稅減免，法令清楚。加上當時大陸勞工勤奮耐勞，產業西進成為過去20年擋不住的浪潮。不過，大陸已今非昔比，非高科技產業已無租稅減免；工資上揚；勞工福利租稅負担提高；沿海各省「騰籠換鳥」，附加價值低的產業被迫外移。

經濟學的雁行理論，產業從高成本地區移往低成本地區，如織襪、運動鞋、成衣從台、韓先移到中國，再轉往印尼、越南，現在更進一步移至柬埔寨、斯里蘭卡。這都是產業自發的行為，非由政府推動。

海外投資不只看勞力充裕、工資低廉、土地便宜，還要考慮：(1)公共建設如水電、交通；(2)政府行政效率；(3)治安與罷工問題；(4)當地政府的產業政策與經貿發展計畫。蔡政府不應一廂情願制定南向政策要廠商奉行，畢竟廠商比政府更了解商機與風險所在。近年菲律賓、印尼、越南、印度經濟發展迅速，外資投資也有成長，但投資障礙仍未改善，經商環境不夠友善。

從過去的歷史來看，配合台灣政府政策的投資很少成功。經濟部曾到菲律賓開發蘇比克灣工業區，如今該工業區內的台商多已關廠。台灣早期在巴拿馬開發興建的「大衞堡」工業區也消失了。

新南向政策由前外交部長黃志芳負責，他是巴紐假建交案受騙鉅款的主事者，南向發展經貿的風險更大，政策性的商業行為必須避免不切實際或動機不純。

台灣要分散投資風險，南向是一項不錯的選擇。只是，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安排一些外行的策略投資或貿易。

（作者係前中華開發投資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