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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統一是大形勢 誰也擋不住｜呂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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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1929年生，高雄岡山人。1941年考進高雄中學，在校內備受日本人欺凌，始知自己是中國人，從此開始反抗日本人的統治。光復後就讀於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加入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任突擊隊隊長。事件結束後，被通緝，懸賞一萬元。因事件期間保護過農學院院長及外省教授，院長特別出面作保，撤銷對他的通緝。1950年因涉嫌「叛亂」被捕，在查不出證據的情況下判刑10年。
1960年出獄。其後16年主要任職於中國新藥廠及東大製藥廠，因其優異的化學知識、品管技術及管理才能頗受重用。1976年黃順興之女黃妮娜從日本潛赴大陸，回台後被捕，供出思想受陳明忠影響，因此陳明忠第二次被捕。國民黨原想利用此案將黨外反對勢力牽連進去，一網打盡。陳明忠備受各種毒刑，不肯屈服，讓國民黨情治單位找不出擴大案情的藉口。由於海外聲勢浩大的搶救運動，陳明忠終於逃過一死，判刑15年。
1987年保外救醫。此時台灣已解嚴，陳明忠積極連絡島內統左派政治犯，先後成立台灣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工黨、勞動黨等組織，投身於統一運動及勞工運動，30年如一日，為台灣統左派最主要的精神領袖之一。陳明忠信念堅定，個性爽直，在不同的政治陣營中受到廣泛敬重。今年行政院頒文化獎給侯孝賢等兩位藝術家，每位得獎人可指定一位引言人，侯孝賢即指定陳明忠為他發言。
問：陳先生，回顧您這一輩子，有沒有哪一件事對您產生很大的衝擊，改變了您的思想，而且影響您後來整個人生的方向？
答：當然有啦，那就是我在讀高雄中學時，學校中的日本人對我蠻橫的欺負與歧視。這些日本人常常莫名其妙的打我，後來我只好打回去，沒想到我打贏時，他們就一群人圍著我打，還說，你可以跟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他們罵我「清國奴」，從此我才知道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我這一輩子最不能忍受的是人對人的歧視，從此以後，只要一有機會我就開始反抗日本人。
問：這樣看，您感受到的是民族歧視，您會成為民族主義者一點也不奇怪，但您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呢？
答：在學校裡，我是反抗日本人的，但也有一些台灣人，也就是所謂的皇民化台灣人，見到日本人就卑躬屈膝，真令人厭惡，毫無尊嚴可言。可見，強者對弱者的歧視也會造成弱者的人格扭曲。我是地主的兒子，當我回到家時，我們家的佃農看到我也是卑躬屈膝的。我由此了解，人對人的歧視，不只限於民族之間，在一個社會裡面，地位高的階層也會歧視低階層的人。可見，民族主義只能解決民族對民族的歧視，不能解決階級對階級的歧視，如果要有真正的社會正義，就非實現社會主義不可。
問：這樣說，是不是社會主義要比民族主義優先？
答：也不能這麼說。自從近代西方帝國主義開始對外侵略時，被侵略的常常是整個民族淪為被奴隸的對象，這個時候全民族的反抗可以說是唯一的拯救之道，民族主義是很重要的。當然帝國主義也利用被侵略民族中的少數人，以他們為工具來控制被侵略的民族。而這些少數人，往往可能就是這個被侵略民族中的壓迫階級。所以，被侵略民族的反抗，對外就是民族主義，對內就是那些與帝國主義合作的壓迫階級，這樣，這種革命就同時具有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性格。
問：您怎麼會形成這樣的想法呢？
答：這些當然是慢慢形成的。台灣光復以後，我在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讀書，看到來台灣接收的國民黨的種種腐敗現象，就想，我們中國要怎麼辦，如果中國一直是這種政府，中國怎可能富強，怎麼可能擺脫被侵略、被歧視的處境？在當時的進步思想影響下，我終於了解到，必須以革命手段重新建造一個既反帝國主義、又能實現社會正義的新中國，才能實現我心中的理想。從此以後，我就走上了這條路。
問：您這種選擇，讓您好幾次陷入殺身之禍，還坐過兩次牢，總共坐了21年，而且兩次審判都備受酷刑，這樣的道路，您曾經反省過嗎？
答：這條路是我自己選的，而選擇這條路就是隨時準備要殺頭，我一開始就有這種覺悟。只有一次，我感到很痛苦。第二次坐牢時，我從中央日報讀到一些傷痕文學的作品，開始了解文革的某些事情，我就想，中國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那我為革命獻身，不是毫無意義嗎？為了這個，有一陣子我幾乎不想活了。後來我不斷的讀書、思考，終於了解革命過程不可能很順利、很簡單，尤其像中國歷史那麼悠久，土地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又受了一百多年的侵略，怎麼可能經過幾十年的革命，就馬上成功呢？人類追求理想的過程當然是漫長的，不可能在你活著的時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標已經達到。每一個人在活著的時候，盡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我這個思考過程，非常漫長，寫過很多筆記，後來，陳福裕幫我整理，你也幫過忙，出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那本書。我的思考不一定正確，但我由此知道，不可以寄望於革命馬上成功，或者革命過程永遠不會出差錯，如果這樣想，就會否定歷史上所有革命的價值。人類當然最好不要用革命手段來改變社會，但有時候就是不得不選擇革命，這是沒有辦法的。我恰好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只能選擇革命。我只能說，我生在一個不好的時代，但我認為，我的選擇沒有錯。
問：除了這些想法外，您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
答：我參加組織不久就被捕了，坐了十年的牢。出獄以後，16年之間忙著養家活口，有空的時候就到處弄資料來看，沒想到因此又被捕。本來要判死刑，後來由於海外搶救，只判了15年，實際坐了11年的牢。前後37年，其實沒做什麼事。第二次出獄以後，才開始搞活動，而那個時候台獨已成氣候，國民黨實際上也是另一種台獨，在這種大形勢底下，這些活動其實效果很小。要說起來，有三件事還覺得勉強可以。
第一，我帶頭把統派老政治犯組織起來，成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有了這個組織，統派的活動才有了基礎。
第二，當原住民工作隊和高金素梅委員到日本抗議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要求把靖國神社中的原住民牌位移出時，我從旁協助，最後迫使日本法院判決日本首相以官方身分參拜靖國神社是違憲的。
第三，當連戰準備訪問大陸時，想邀請一個統派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去演講，我去了。我說，我跟我太太兩家，都被國民黨害得家破人亡，但我不是來跟國民黨算帳的。由於兩黨長期內戰，才會使得很多人民被牽扯進去，受到極大的犧牲。現在台灣的族群問題很嚴重，其根源就在國共內戰，因此，要解決島內的族群問題，首先就要解決國共內戰問題。我告訴連戰，解鈴還須繫鈴人，你有責任，也有義務，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到北京和胡錦濤總書記見面，實現國共和解。現在兩岸雖然不能和解，起碼兩黨是可以和解的，為了兩岸人民的福利，國民黨有責任到大陸去跟共產黨談一談。據說，我這些話，讓連戰下了最後的決心，提前到大陸去了。
這三件事是我比較滿意的。不過，整體而言，我做的事還是很少，我自己並不滿意。
問：人活著總希望可以多做一點事情，但時勢使然，人有時候可能會白白活了一輩子。像您們這種「老紅帽」，坐了這麼久的牢，吃了那麼多的苦，始終不改其志，實在是很不簡單。比起現在的台灣人，只會追逐名利，完全缺乏理想，您們的人生還是充滿光彩的。
答：我們也就只能這樣安慰自己了。不過從大形勢來看，我對我這輩子還是滿意的。我開始反抗日本人的時候，中國還在艱苦的抗戰，我加入地下組織的時候，國、共正在打內戰，我第二次出獄的時候，中國還處在改革開放的艱難時期。現在，中國大陸不論是在經濟實力上、還是在國際地位上，都節節上升，現在僅次於美國。而且，美國的實力也越來越弱，而中國的實力還會繼續增強，中國人終於可以在世界上揚眉吐氣，我高中時所經歷的那種痛苦的民族屈辱感可以大部分洗刷乾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國發展成這個樣子，我自己覺得是蠻滿意的。
問：去年去世的顏元叔教授以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感謝大陸億萬同胞〉，大意是說，中國能有今天，是所有中國同胞幾十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當時看了相當感動。其實在革命過程中，有些人，例如郭秀琮、吳思漢、許強、鍾皓東等，很早就犧牲了，我們不能說他們沒有貢獻。您覺得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評價您們這些老政治犯。
答：這是別人如何看待我們的問題，我不好說什麼。
問：您對現在台灣的局面有什麼看法？
答：我對台灣的現狀非常困惑，也非常不滿意。不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不想跟大陸好好合作。台灣的經濟明顯是不行了，還不甘心跟大陸搞經濟合作。最近幾年，明明是大陸的遊客和大陸的購買團在支撐台灣的經濟，但大家不肯承認，贊成統一的人還是那麼少，我實在不知道台灣人在想什麼？
問：台灣的媒體非常糟糕，基本上沒有什麼國際新聞，台灣的老百姓對現在世界的經濟情勢根本就不了解，如果不到歐美、日本的經濟已經完全不行的時候，他們恐怕還是沒有感覺的。
答：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台灣人才會醒悟。現在就更糟糕了，政治上的惡鬥越來越厲害，政治人物完全不考慮台灣發展的方向問題，讓人無可奈何。
問：可以不以簡單談一下您對大陸社會的看法。
答：年紀大了，身體不好，走路也不方便，大陸能去地方不多，我現在主要從日本的著作中，看他們怎麼分析大陸的經濟發展。我覺得有幾點是很明確的，大陸已經清楚的表示，政治上不走西方議會民主的道路，經濟上不走自由經濟的道路，西方和台灣因此批評大陸專制。我的看法剛好相反，這正表明中國還是朝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走。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人民民主專政來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便準備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文化等條件的階段。當這些條件充足後，中國就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不應該以為中國推行市場經濟，就認為已經「走資」。就落後國家（如中國）而言，沒有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
列寧在晚年提出「新經濟政策」（NEP）的時候也說過，像蘇聯這種落後國家是無法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還要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作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確保工農政權的性質，充分運用資本主義的優勢來發達社會生產，為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提供條件。現在，歐美和日本的經濟前途普遍不被看好，而他們的政治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其實證明了，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恐怕越來越難走。反過來說，中國的道路，似乎就成了另一種選擇。我還沒有辦法想清楚中國道路的意義，但很難否認這種道路也許可以為未來的人類開拓另一種前景，這種前景或許可以說，就是朝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前進吧。
問：現在大陸學界有一種聲音，越來越肯定中華文化，因為中國在強大的時候極少對外侵略和掠奪，反過來，中國強大的經濟反而對周邊國家產生助益，這就是所謂「王道」。以此推論，現在中國的現代化所激發的經濟活力，如果也像以前的中國一樣，對周邊國家的經濟有促進作用，而不是對其他國家變成一種經濟侵略，那不就是一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嗎？
答：我以前只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思考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的問題，我很少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很遺憾，高中以前受的是日本教育，光復後不久就被關，沒有機會好好學習中文，我的知識語言還是日語。習近平上台的時候，也一直在強調，要實現中華文化的再騰飛，好像也是在表達這種想法。以前胡錦濤也曾提出「和諧社會」的構想，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在中國文化傳統上找出和社會主義理想的相似之處，來讓中西文化的最大的共同夢想結合在一起，確實很有意思。這就更能證明，中國絕對不會走上西方那種霸道的、侵略成性的資本主義道路的。
問：我們的訪談即將結束，您能不能再對讀者講幾句話。
答：我再講兩點。第一、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講，我沒有遺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看不到兩岸統一了，這是小小的遺憾；不過，沒有關係，大形勢是擋不住的，我已經知道，統一不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