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數計時，首埸辯論的激情與脫序使得選情呈現撲朔迷離，更加難以掌握。不過，從二人辯論的議題及論述可以發現，無論是誰勝出，抑制中國已是美國朝野的共識。無疑地，未來中美貿易爭端可能持續陷入糾葛，而且會從過去兩年以來「加徵關稅」，延伸為「技術圍堵」。

《經濟學人》客觀評論

然而，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川普與拜登二人都想抑制中國不久之前，英國《經濟學人》以中國「新型經濟模式」為封面故事，在文章中特別指出：「不能忽略中國正在重塑國家資本主義」。過去以來，西方社會包括美國在內始終認為，中國經濟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雖在極短時間內達到快速成長的願景，但卻是在依靠過度舉債、非法補貼、竊取智慧財產等模式下，維持經濟的持續成長。

也就是說，這些西方國家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邏輯，臆想為中看並不中用、「外強中乾」的假象，在面對外在的極限施壓下，極易造成經濟陷入崩潰，進而迫使中國領導當局讓步，最後開放透過國家資本主義所主導的經濟體系。若從過程來看，《經濟學人》認為，西方社會包括美國所假設的邏輯是「簡單卻錯誤」(simple but wrong)的臆想。

《經濟學人》畢竟是西方社會相當權威的財經刊物，是近年來少數能夠針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歸納出較客觀看法的雜誌。文章同時指出，過去40年來，中國經濟在充斥即將崩潰的論述下，始終依據既有的條件與現實，摸索適合於自己的發展道路及步驟；尤其，近10年來，中國在推動經濟發展的思維上，在重塑國家資本主義下嘗試模式創新，以因應劇變的全球環境。

四策略推動經濟模式創新

此外，《經濟學人》在文章中更進一步建議，西方社會應該調整對中國經濟「不堪一擊」的思維，並應務實尋找一個與中國合作的空間。本文嘗試從《經濟學人》的國家資本主義論述加以觀察，將中國經濟模式的創新，歸納為以下四個重要策略：

其一，推動行政部門更高效率的法規或措施，落實於中國經濟的各個範圍。亦即因應對外開放格局之下，近年中國積極抹去繁文縟節，以打造一個能滿足商業需要的商法體系，這些可以預測，規則是促進市場機制順利運轉的關鍵，進而提高經濟生產效率的不二法門。

其二，放棄粗放與模仿代工製造產業思維，轉為從促進產業升級轉型的角度，篩選極具有前瞻發展潛力的項目，2015年所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是典型的實例。亦即國家將關注重點轉移為如何解決、打造產業供應生態體系所存在的瓶頸，而且這些產業瓶頸或在面對外國威脅下，屬於中國較為薄弱的關鍵環節，而且極易受到外國施壓影響的痛點。此意味著，中國在重要產業關鍵技術領域上，正在積極努力擺脫外國的控制，同時提高自給自足的能力。

其三，模糊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的界限，促使國有企業提升效益，並允許民間投資。同時，運用私營企業在內部設置黨部組織，加強對私營企業的戰略控制，以失信的名單制度，對行為不端的公司進行懲罰。

其四，嚴格控制經濟循環周期和債務機制，結束過度寬鬆的財政和毫無限制的放水債務盛宴。此一模式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採取的「撒幣」作法明顯不同，這些從其協助企業因應疫情實施的紓困措施可以發現，大陸已經有所撙節，不再採取「大水漫灌」模式。依據資料顯示，此次疫情所釋放的刺激措施金額規模，占GDP的比重僅有5%，不到美國的一半。

擺脫中國經濟將崩潰臆想

事實上，中國「新型經濟模式」在短期內對經濟結構的改善，已初步帶來很不錯的影響。從過去曾不斷提高的企業債務，透過政府整頓已經放緩增速；面對中美貿易爭端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下，大陸並未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或企業倒閉；國有企業逐漸提高生產效率；外國資金開始投入中國新世代高科技業等現象，我們可以看見端倪。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占全球經濟總量的份額，已經從1995年的2%提高至目前的16%，加上過去一向是促進中國經濟成長重要引擎的對外貿易，在內需市場逐漸成長下，現在出口僅占GDP的17%。

此外，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占全球的份額，從1995年的2%，提高至目前的16%，尤其面對頗雄厚高達14兆美元規模的國家資本主義，加上與各國的連結日益密切，未來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會不斷提高，西方社會在某些領域上，例如：產業布局、金融穩定、氣候暖化變遷、各種突發疫情因應等，勢必更加無法忽略與中國的合作。首要之務是必須擺脫中國經濟在極限施壓下將陷入崩潰的臆想。

在此同時，我們必須肯定《經濟學人》對中國「修正國家資本主義」的反思態度。雖經濟活動需要遵循市場機制及重視效率，但經濟主體是在適合中國國情之下，採取國家資本併存私人資本，兩者財產權與管理權進行有限度的交叉摻雜，以追求效率與公平為原則。不過，東西文化、歷史、制度、價值等觀念不同，西方社會對中國經濟模式創新的論述，恐怕需假以時日，始能掌握其精髓所在。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