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張學良曾是一位紈絝子弟，在聽了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一場演講之後，幡然悔悟。兩人不僅結為忘年交，而且情同師生，終生不渝。

  張學良雖然未曾正式進入南開學校讀書，但一直以南開學生自居，將張伯苓校長視為影響自己一生最大的人。

張學良的青年時代，俄國和日本都虎視眈眈地盯著東北這塊肥肉，伺機謀圖擴張。張學良雖然滿懷愛國熱情，但卻無力回天，因此對前途和未來有些灰心失望。加之，張學良曾患當時被視為不治之症的肺結核，因吐血而臥床不起數月之久。其父張作霖急忙派軍醫處長王少源給兒子治病。這位王處長不僅是一位醫生，還是虔誠的基督徒，並擔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的會長。因此，他一面醫治張學良的病，也想方設法救治他的心靈。

張學良深受張伯苓啟發

1916年10月9日，王少源邀請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領袖人物張伯苓，到奉天發表題為《中國之希望》的演講，他請張學良前去旁聽。演講一開始，張伯苓就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之希望是什麼？」接著他說「中國的希望不在任何黨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個中國人之奮發圖強，努力救國」等道理。張伯苓一句「中國是很有希望的，中國之希望就是我！」讓張學良聽了熱血澎湃，情緒激動起來。

張伯苓接著說：「大家對國家悲觀失望，自暴自棄，你認為國家沒有辦法，我也認為國家沒有辦法，那麼，中國豈不是真的沒有辦法了嗎？如果大家都奮發圖強，自我勉勵，犧牲一切，為國家為大眾服務，把國家興亡的責任擔當起來，自己堅定信念，中國的前途就是我。中國就不會亡—因為有千萬個我，無數的我。你也如此，我也如此，萬眾一心，還怕中國不強大嗎？假如大家你怨我，我怨你，可是誰也不想去奮鬥犧牲，認為我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如果大家都是如此的想法，只希望坐享國家的光榮，國家它自己會強大起來嗎？若是我們多數人，自暴自棄，都坐享其成，那才真是會招來亡國之禍，這也是今日國家不強大之原因也，願大家從今日起，決心立志，說中國不會亡，有我！」這番言論，讓張學良恍然大悟，為國家盡力，人人有責，不僅要有愛國熱情，更應當腳踏實地去大膽實踐。

演講過後，張學良要求見張伯苓，在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普賴得(J.E.Platt)的陪同下，實現了這一願望。一見面，張伯苓就問張學良對自己的演講何感想？張學良一五一十地說明了自己的心態變化。張伯苓很高興地鼓勵他，說他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不要自暴自棄，要奮發努力，可以改變中國的前途。張伯苓還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的社會習慣是，好人坐在屋子裡歎氣，壞人在台上唱戲。如果我們捫心自問是好人之列，切不可消極地坐在屋子裡歎氣，任憑那壞人在台上唱戲。

可以說，正是聽了張伯苓的演講和當面教誨，張學良一掃從前的萎靡頹廢，振奮起精神，立志為挽救國家危亡盡自己的力量，從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張學良後來曾多次回憶說：聽完張伯苓演講後他的生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鄙人自聽此講演之後，以為行將亡之國家，尚有可挽救之希望，乃憤志讀書，痛改前非，將素日之悲觀，忽一變而樂觀」。從此，張學良與大他24歲的張伯苓成了忘年交。每次見面，張學良總是對張伯苓以師禮待之。

張學良終生感念張伯苓

1930年張學良和夫人在張伯苓的陪同下來到南開大學，向數千名師生表明自己誓死保衛祖國和家園的堅定決心。隨後，他深情地向張伯苓表示：「予之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之所以有今日，亦實南開之賜」。

1990年，當有人採訪經歷了很多人生風雨的張學良，問起「先生年輕時受誰的影響最大？」時，他還是毫不遲疑地說：「張伯苓先生」。

1996年4月5日，是張伯苓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時年96歲的張學良不顧年老體邁，在萬里之外的美國夏威夷居所，揮毫寫下「桃李滿天下」5個大字，寄回南開，表達了他對恩師的感念。

1997年，南開校友決定捐建一所名為「伯苓堂」的建築，以示對老校長的紀念。當時，在美國的南開校友甯恩承借為張學良慶祝97歲大壽之機，特意請張學良為「伯苓堂」題名。當寫到「張學良題」的「題」字時，因筆劃太多，張學良就問寫「書」字是否可以，寧恩承說，「只張學良三個字就可以」。但是，張學良仍然堅持在他的名字下鄭重地寫下「書」字。寧恩承見此不禁感慨萬千：「漢公耳聾眼花，九七高齡，久已不能執筆。只因他對於伯苓先師終身敬仰崇拜，每自稱為南開學生，故勉為其難寫此三字。」  張伯苓和張學良之間所結成的忘年交，也成了令人感動的一世情。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