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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合一及美國期中選舉談性別政治新氣象|顧燕翎 在 Facebook 上分享!

 

201811月的選舉結果讓人跌破眼鏡,其中之一是國民黨7位女縣市長候選人全部當選。4年前當選的女性縣市長只有兩位,歷屆也從未超過此數。7位占了島內19縣市長近四成,為台灣女性參政寫下新頁,在國際上躋身前列。

 

只縣市長,女性民意代表也締造佳績,新北和高雄女議員達到39%,台北38%,新竹和屏東等35%,連偏遠的台東也有30%。全部超過婦女保障名額的四分之一。

 

婦女參政運動與保障名額

 

中華民國憲法(1946)保障女性民代當選名額,1955年實施後,女性鄉鎮民代由不到0.2%升至8.6%。之後女性參政實力日增,10%的保障反倒成為政黨提名女性的上限。1990年代婦女團體經激烈地討論,設定以進階方式達到最高保障40%的目標。

1989年底婦女團體開始關注選舉,公布立法委員問政評估,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主張普設公立托兒所、婦女庇護所、實施彈性上班制等,標榜性別政治。1994年,台北婦女新知協會在理事長紀欣的領導下專設「婦女參政小組」,致力於提升女性參政。當年有大法官任命、北高兩市市長、市議員選舉,協會乃三管齊下,先後呼籲:(1)大法官有一定女性比例,且大法官必須有兩性平權意識。(2)提出「女人選女人」、「送女人進議會」口號,進行催票。(3)舉辦婦女參政生活營,講述婦女參政的重要性,訓練女候選人發表政見,並進行假投票。

1995年立委選舉,提出「政治是女人的事」、「婦女參政非夢事,女人連線非弱勢」,公布「最佳女選民」投票策略。同年8月第二屆參政營舉辦「政壇傑出婦女之夜」,出席者超過300人,更有各黨女性精英30多人應邀出席。晚會上,美國婦運先鋒傅里曼(Jo Freeman)演講美國婦女參政史。傅里曼針對大家關心的婦女保障名額存廢,提出了關鍵人數(critical mass)的概念:有共同理念的成員至少應占四分之一才可能成功,台灣婦運也因而找到了將保障名額推向四分之一的新目標。

後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皆採取四分之一代表制,民進黨是每滿四人需有一名女性,國民黨則是女性不得低於四分之一。1998年葉金鳳任內政部長,應婦女團體要求,於《地方制度法》中,保障婦女在地方民代選舉中每滿四人,應有一名。1999年婦女團體再提出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的主張。2004年立法院通過國會改革修憲案,強制要求不分區立委各政黨女性當選人不得低於二分之一,2008年女性立委增至30.09%(2004年20.89%)。此後逐屆遞增,2016年達到38.05%。

 

其他國家的性別比例制

 

與男性並肩參與公共決策是全球婦運的共識,但男性久握公共資源,女性難以競爭,性別比例制遂成了最快速的補救方法。1980年代,瑞典、荷蘭等要求政黨提名時自動保障女性人數(party quotas),1990年代後,南美和亞非國家採用保障當選人數的法定比例制(legal quotas)。保障名額或性別比例制可以提高女性人數,可是,若個人未能掌握政治資源,單以性別因素獲選,仍可能流為男性派系的傀儡。不過,當女性人數突增至相當比例(1/4或1/3)就可能對組織文化造成「性別衝擊」(gender shock),改變民意機關的政治體質。

瑞典僅由各政黨自定提名的性別比例,但因其婦女地位厚實,仍然提高了女性當選人數;未採任何保障制的丹麥和芬蘭,也因女性地位高,當選比例並未落後,保持40%上下。

南美、亞非國家設定的法定當選比例大部分在30%上下。哥斯達黎加國會女議員因而從19%躍升至35%,阿根廷、南非、盧安達等也都躍居全球前列(40%以上)。巴基斯坦、印度等地方議會女性增至三分之一。議員人數增加未必能立即增強女性的群體力量,卻迫使政黨認真考慮提名女性,修正刻板性別印象。

 

美國期中選舉女性破紀錄

 

美國去年11月6日的期中選舉將126位女性送進國會,超越現任的104位,28位眾院新人也勝過1992「女性年」(Year of the Woman)的24位,破了歷史紀錄,2018因此被稱為「女性年2.0」(Year of the Woman 2.0)。

美國是少數未採性別比例制的國家,2018年雖是前所未有的勝利,但女性國會議員仍只占23.6%,排在全球百名之後,9位女性州長比現任的6位增加了50%,卻也只占總數18%。

美國婦運者不爭取保障名額,卻始終不懈地在體制外活動,1984年民主黨首度推出女性副總統候選人費拉若(Geraldine Ferraro),提升了女性形象和大眾期望,可惜敗選,女性國會議員也未能突破5%。民主黨女性於1985年組織Emily’s List,募集款項,培養女性從政,也創造了民主黨女性遠高於共和黨的當選率。

影響1992年選舉的因素很多,經濟衰退對現任者不利。國會又爆發了議員濫用公款的醜聞,現任者受到唾棄,選民想要換人,而墮胎合法化也到了終需一決的地步。最震撼人心的是1991年大法官被提名人湯馬斯(Clarence Thomas)的公聽會:他被布希總統提名後,昔日助理、時任法學教授的希爾(Anita Hill)指稱曾受其性騷擾。希爾通過了測謊,湯馬斯則拒絕受測。公聽會現場經電視轉播到全美家庭,觀眾看到14位清一色男性參議院司法委員對希爾毫不留情的敵意。事後有7位女性民主黨眾議員公開遊行,表示抗議,也無人理會,點燃了女性選民要求改變的怒火,也掀起了女性參選的浪潮。選後女議員增加到有55位(10.3%),也創下兩位加州參議員皆為女性的紀錄,其中包可士(Barbara Boxer)是Emily’s List創辦人之一,她連任至2017年,以77歲高齡退休。

 

#MeToo激發美女性參選

 

從2006年展開的#MeToo運動,到2017年底,成為女性爭自由的全球反性騷擾運動。川普上任時,歧視女性的言行引發了美國歷史上單日最大規模的遊行抗議,稱為婦女大遊行(Women’s March),也擴散到全球。川普提名的大法官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重演湯馬斯舊事,再度引發女性社群的憤怒和大量女性參選。此時民間組織和電腦網路都發揮了很大的催票功效。

2018期中選舉刷新了許多紀錄,南達科他州選出了該州有史以來第一位女州長,她主打經濟牌,承諾持續免徵所得稅,對性別議題並不感興趣。亞利桑納的民主黨女性參議員席納瑪(Kyrsten Sinema)是公開的雙性戀者,標榜國家重於政黨,擊敗爭取連任的共和黨對手。

眾議院首度出現兩位女性原住民議員(其中一位是公開的女同性戀);另外首開先例的是兩位穆斯林女性(一位是新移民之女,一位是新移民),以及史上最年輕的國會議員(29歲),她在民主黨初選中擊敗十連任的男性老將。

當人民不願再忍受父權官僚的貪腐濫權時,有新視野、新觀念的女性出來參選,往往給了選民新的選擇。

 

(作者係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台北市YWCA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