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不知興替而陷於認同失調，或視如備考條文，恐怕是閱讀〈出師表〉的知識短板。後人所謂讀〈出師表〉而不忠，從歷史興替來看，說的是誤讀、或不讀〈出師表〉的人格與歷史昭示。

蜀漢建興5年(227)，身居丞相的諸葛亮上表北伐曹魏。表文可分「說之以理」和「動之以情」兩大部分，前者論出師的條件，後者敘出師的緣由；後者提出「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動機，實為前者(政局安定)的保證，前後構成緊密有機的內在聯繫。

在諸葛亮看來，北伐勢在必行，這是先帝遺願和個人職分使然，是「興復漢室」義不容辭的大業。那既是丞相諸葛亮的大忠，也是後主劉禪的大孝。〈出師表〉的個人意志，遂透過亡故的劉備，而將這對老臣少主的命運綁在一起，這是「先帝」一詞頻頻出現文中的原因，既有諸葛亮的忠忱，又見他的文思。

文如其人。作為一品丞相，諸葛亮身後的田產數量與八品小吏相當，其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誠為天下人楷範。而正是諸葛亮光耀史冊的人格形象，照亮了漢末魏晉那段人心幽暗的動盪歲月，為中華民族王侯將相的歷史舞台平添令人敬重的故事。

涕泣出師為哪樁

諸葛亮身後600多年，溫庭筠過五丈原舊營址時賦詩：「下國臥龍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當年宿敵司馬懿評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明人李卓吾論諸葛亮：「六出祁山，徒自苦耳！」

諸葛亮的侷限，體現在以「北定中原」為目標，和邊緣於中原現實的相互矛盾。因此，從戰略意圖來推測，諸葛亮清醒地認識到：比之河洛與江淮，巴蜀人才與人心嚴重不繼。於是他刻意將蜀漢造成戰爭動員體制，才能極大地調度蜀地的人力與資源，以超越過去偏居西川的戰略困境。但是，陳壽師承譙周的看法，認為諸葛亮的出師北伐：「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然而，若單純將「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看作諸葛亮個人的一廂情願，則又小看這位久經政治與軍事歷練的「老臣」了。

正是在諸葛亮死後，除姜維比較突出地繼承北伐遺志且有所行動之外，整個蜀漢的國策便轉向偏安保守，政權也逐漸轉入蜀地人士的手中，這就大類台灣自上個世紀末期以來的「本土化」與「革新保台」。其實，諸葛亮臨終前也預見了蜀漢的將來：建興12年(234)，李福銜命來問北伐臥病中的諸葛亮，諸葛亮相繼點名蔣琬、費禕可繼國事，其後便閉目不再言語。

諸葛亮的閉目不言，恰恰緣於他的政治洞見：一旦北伐無以為繼，則蜀漢政權的合法性也就難以為繼，因為地理上的中原，實為政治上的天命─中國政治哲學的核心。這豈不像是長久失卻大陸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難以為繼、頻受挑戰的偏安困境？難怪常有人拿「中華民國」開涮，或作為自私自利的掩體來愚弄。

所謂漢祚已終，蜀漢必亡，這只是後見之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同樣出自蜀漢的文章，執意北伐而挫敗的〈出師表〉，卻比偏安苟且而成真的〈仇國論〉更受後人褒揚；即便是台灣新課綱，也還不敢以〈仇國論〉取代〈出師表〉，這是何故？

何以對〈出師表〉無感

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生成了超邁朝代更迭的精神活性，更有超邁主權國家或政黨政治的語言和思維格局，關鍵就在於那是歷史文化。例如漢文化已成為中國人精神活性和語言自信的一部分，漢語、漢文、漢服、漢人的說法至今存在，那是中國人天命的文化概念。

天命，在地理上是大一統的中原，在政治上的表現是民心。諸葛亮志存中原，心懷百姓，而以漢室為旗幟。正因其不圖私利，蜀政得以清明，蜀人得以安康，是以屢生軍旅且赦不妄下，而百姓「雖勞不怨」、「雖死不忿」。陳壽在蜀滅晉興之後所寫的〈上晉武帝書〉，毫不避諱巴蜀遺民追思諸葛亮的事實。諸葛亮那種超越「省籍隔閡」的政治成績，實緣於他洞見和力行天命即民心的道理。

當年劉備遺命托孤時，已考慮到自己是蜀地的「外來政權」，因此，受命大臣除諸葛亮之外，還有李嚴。李嚴早於劉備入蜀，根基深厚，正所謂「本土實力派」，不得不用以平衡政局。但後來證明，李嚴與諸葛亮的北伐大計背道而馳。李嚴這一派人不明白，或不認同諸葛亮高揚「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旗幟，才能統攝蜀漢內政與民心的依存關係。

「興復漢室」才能得民心

諸葛亮病故9年後，鑒於內外形勢的變遷，蔣琬率大軍遷駐涪城：政治上「興復漢室」的旗號如故，但軍事上除姜維襲擾式的偏師行動外，已無任何「北定中原」的軍事主動。這種政治與軍事分離的戰略收縮，很像撤台後的兩蔣。遷駐涪城再過9年，費禕在漢壽開府主政，不久遇刺身亡。

從諸葛亮到蔣琬再到費禕，三人皆不偏安於成都，在政治上謹守「興復漢室」的訓條，以此贏得蜀人的認同。但這種認同也在諸葛亮身後逐漸疏離，就像台灣越來越少人相信「反攻大陸」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然而，上個世紀國府治台初期，那些清廉幹練的班底人物，如孫運璿、趙耀東、李國鼎、尹仲容等，卻是在「反攻大陸」的目標和格局下，才得以閃示的政治流星；一旦政局和人心轉向偏安苟且，則在方方面面皆會呈現日趨下流的末世圖景。這是政治大勢，甚至是一種歷史規律。

在諸葛亮病故後，蜀漢社會的矛盾開始浮上檯面。原來「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風化肅然」的盛況，逐漸出現逃稅、避役等「奸巧非一」的衰景，致使蔣琬、費禕不得不頻繁用赦，而矛盾仍然不已。諸葛亮治世「不以小惠」，「刑政雖峻而無怨者」，蜀人「咸畏而愛之」；蔣琬、費禕雖為良實人物，且因循丞相成規不變，卻以類似當今民粹主義的方法，對付愈演愈烈的社會矛盾。

然而，法紀鬆弛，民氣乖戾，反映的正是對「興復漢室」政治認同的瓦解。偏安則無王業，蜀漢之亡是政治大勢與歷史規律，不是蔣琬、費禕和姜維等人之過。後人緬懷諸葛亮、崇敬〈出師表〉，遠超過作為王朝正統的魏晉人物，實是以超邁朝代更迭的歷史眼光和文化思維，才能解釋的情懷。

換句話說，當「漢」成為一個民族、一個道統、一種文化和價值的代稱時，人們才能理解諸葛亮是以「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身姿，成為中華兒女堅貞守護民族復興與文化傳承的形象，成為中國歷史無從迴避的天命與民心所向。人們從而理解國共鬥爭逾半世紀，矛盾深厚；但凡以中華民族前途為考量，以中國歷史文化為共同語言和價值時，則沒有不可合作的偉業。昔日大陸還尊敬兩蔣治下的台灣人，兩岸人民互稱為「同胞」，其真正底蘊在此。

在這樣的視野下，才能看出「去中國化」的卑劣下流，也才能預見「去中國化」的自食惡果─失卻歷史文化的共同語言、情感和價值，就只能是「興復漢室」的被動方，這不是「同胞」一詞在單方面消亡的後果？

蜀亡於漢滅的啟示

人固有一死，諸葛亮的「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雖然在政治和軍事上失敗了，卻在歷史文化中贏得永恆的勝利。關羽、趙雲、張飛、姜維等人，同樣是政治軍事上的失敗者，然其忠義形象卻永存於中國民間。

諸葛亮身故23年後，蜀人譙周作《仇國論》，以「因餘之國」喻蜀漢，提出「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的論斷，以貶斥姜維出師伐魏的路線。人心苟安至此，自魏歸蜀的姜維只能發出「羈旅托國」的悲嘆！然而，《仇國論》在偏安割據的歷史現場來看，無疑是站住「政治正確」的位置；六年後，譙周勸主降曹，其「政治正確」也以天命和人心說事，還外加「可獲爵土」的誘惑。

失卻漢節的蜀政與人心，一如所有偏安政權的景象，除罪、大赦、無所不為、沒有統一的信仰與價值堅守，「多元化」如所有小朝廷的末年。當鄧艾以萬餘兵力從陰平小道來襲時，劉禪的降書也疾馳奉達了。此時距離諸葛亮上表北伐已36年，歷史遺留的「因餘之國」至此結束。這也是〈仇國論〉的最終結果，而〈出師表〉則已銘刻永恆。

至於劉禪降書中自稱蜀漢諸君「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俯仰累紀，未率大教」，如此昨是今非，只是政治上的應酬話罷了；倒是「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生動刻劃了亡國君臣驚惶、恐懼的儀容，頗富有歷史啟發和現實意義。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