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博雅，1942年出身嘉義市醫師家庭，父母親皆為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母親許世賢更是台灣首位、也是全日本第三位女性醫學博士。張博雅專業醫學及公共衛生，1968年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接續於1970年、1974年取得台灣大學、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碩士。返台後至高雄醫學院任教，後又於1994年榮獲日本杏林大學醫學博士。

張博雅會「由醫轉政」，主要是受到母親許世賢博士影響。許博士因認同孫中山先生的「醫人醫國」理念，踏上為民主奔走之路；她1946年當選第一屆嘉義市參議員後，歷任省議員、嘉義市長、立法委員，並於1982年以75歲之齡再披戰袍，當選第9屆嘉義市長，並於1982年7月1日改制為第一屆嘉義市省轄市長。

張博雅在母親的帶領下，首度於1969年以研究生身分參加增額立委補選，可惜高票落選。直至1983年，母親積勞成疾於嘉義市長任內逝世，張博雅接棒母親志業，以教授身分投入嘉義市省轄市長補選並當選，成為嘉義改制後的第一屆民選省轄市市長，兩年多後再獲連任。1989年轉換跑道，當選立法委員；1990年接受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延攬，入閣擔任行政院衛生署首位女性署長；1997年內閣總辭後返鄉參選嘉義市長，再度當選；2000年擔任內政部部長兼台灣省政府主席；2010年被舉薦出任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委；2014年再創政治生涯高峰，成為第五屆監察院院長迄今，是台灣首位女性五院院長。張博雅能力與清廉備受肯定，是「政壇女強人」。

問：您出生醫師家庭，父母親皆為日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您本身也是日本醫學博士，請您談談小時候成長環境，父母親如何栽培您？

答：我父母親因為開業、後來母親從政關係，每天都很忙碌。我們幾個姊妹似乎都沒讓父母操煩，譬如讀書，平日放學後，約幾個好同學結伴到我家做功課，做完了各自回家。父母也讓我們自由發展，只叮嚀我們「身體第一」。我很喜歡跟同學玩踢毽子，可以連續踢100多下；國小時，我們班不像隔壁班同學，下課時間還是讀書，從早讀到晚。我很感謝小學老師注重均衡發展，讓我們作息正常，升學成績反而更為優秀；老師現在90幾歲了，至今我只要有空就會去探望老師。

問：您在唸研究所時，即接受選戰的民意洗禮，請問母親在政治上對您的影響？

答：我的政治啟蒙來自母親，從小看她參加各種活動，服務民眾，自然而然養成我關注大眾事務的習性。1969年，我27歲，在台大公衛研究所二年級讀書時論文已完成，就第一次投入增額立委選舉。母親時任嘉義縣嘉義市市長，她原想若能進國會問政，可爭取嘉義市恢復為省轄市。然當時規定，縣轄市長要向縣長提辭職且獲其同意才能登記參選。有人警告母親「若縣長過了登記時間才准辭，豈不兩頭落空」。為避免事端，又為了嘉義市的未來，母親希望我出來選，我便披掛上陣了。

當時很多人都看好我，果然開票後，我的票數就衝到19萬多票，台視、中廣、民立廣播電台都播出此票數，記者看大局底定放心去吃宵夜。沒想到，台視突然中斷選舉報導改播音樂，播了一個多小時，再出現畫面時，我的得票數變成9萬多票，當時沒有監票員制度。記者疑問，「我們吃點心前是博雅當選，怎麼一小時後變落選？」有民社黨朋友很氣憤，叫我母親提告選舉弊端，母親問告了結果會如何，朋友說郭國基會落選，母親就說「當選人郭國基是黨外人士，何必拉他下來？」由此可見，母親堅持民主運動的大器。

問：您母親在沒有政黨的支援下，獻身社會公義半世紀，被尊稱為「嘉義媽祖婆」，家族在政壇上亦有「許家班」美名，您認為關鍵原因為何？

答：我母親原是國民黨員，但1956年在省議會質詢「嘉義縣長李茂松涉索賄，未判決就被停職」案，黨工從後面遞條子制止發言，她自認是嘉義縣選出的省議員，當然有權關心嘉義縣長的事，因不滿黨部的作為，於是當天便以雙掛號寄出「退黨聲明書」，遭省黨部雙掛號寄回，母親再寄出，如此來回三次，母親便不再理會。母親從此以無黨籍身分從政，在群眾的信任下，接連當選省議員、嘉義市長、立法委員等。

不論是「嘉義媽祖婆」或「許家班」，皆是社會各界賦予我們家族的榮譽，不是我們自行稱呼的。前者是因母親主政嘉義市時期，民眾感念她的清廉執政、勤政愛民，及從醫時的貧病施醫無數等而得到的尊稱。後者也是因為母親在地方辛勤耕耘的資歷，使得我與姊姊張文英連續榮獲在嘉義市主政的機會。

母親是一位具有智慧，世界觀的女性，她問政認真、行事正派，堅持政治就是要開放、要民主。母親曾於1960年與雷震、胡適、夏濤生、謝漢儒、費希平、李萬居、郭雨新、吳三連及黃玉嬌等外省和本省的社會菁英籌組「中國民主黨」，該黨後因雷震遭逮捕而胎死腹中。母親之後還常提起，如果當年「中國民主黨」成立了，台灣可能就不會有省籍情結，人民會更融洽。

問：您從政經歷完整豐富，每一項公職皆任重道遠，尤其是衛生署長任內，從經建會手中接下全民健保二期規劃重任並實施，相信您對這一段生涯必然永生難忘。

答：我不論在哪個位置，都是以「秉持專業、勇於承擔」態度，盡心盡力做好工作。1990年6月行政院院長郝柏村邀請我擔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這是我第一次入閣，我也是衛生署的第一位女性署長，前後擔任了7年3個月。

我本行學醫及公衛，進入衛生署，可以說是專業閣員。「全民健保」政策可追溯至1986年，行政院首度提出以2000年為開辦目標年，1988年經建會負責全民健保一期規劃工作。有規劃就要有執行單位，因此我接任署長後，毅然決定一肩扛起推動該政策的二期規劃重任，算是「勇於承擔」吧。

當年推動「全民健保」難度很高，因為該項政策涉及兩大部分，一是醫療體系的完備，二是保險的財務支付制度。衛生署雖然是掌管全國民眾醫療與衛生的最高單位，但實際上在醫療保險部分：公保承保由財政部中央信託局負責、勞保承保由勞委會勞保局負責、農保承保由內政部委託勞保局執行，全部都不在衛生署的權責內。而且，不同的保險有不同的費率和給付方式，很難統合，且當時都虧損累累，但我知道全民健保是一條非走不可的路。

為了統合勞保、公保、農保三個不同體系、13種不同保險制度，我們辦了1,400多場說明會。記得1995年2月25日，那天是周六，當時還要上班，我們在上午11點半到行政院，向當時的連戰院長報告業務，期間副院長徐立德請示：「3月1日是否要如期實施全民健保？」連院長答：「當然要啊！」我們一聽，立刻趕回衛生署，即刻通知十二家醫學中心院長、醫院協會理事長、及醫、牙、藥、護等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等相關人員，於下午3點到衛生署召開緊急會議，宣布3月1日正式實施全民健保。當時資訊傳遞不便，醫院電腦尚未接通網路，手機也不普及，很多相關單位是從電視上看到這個消息，可以想見，我們當時為了在3月1日開辦，四天四夜不眠不休；因為2月只有28天啊！

實施全民健保為台灣醫療史開創了嶄新的一頁。衛福部雖然至今尚未整理出完整的「全民健保二期規劃報告」，但在2018年總算出版《全民健保二期規劃紀實》，翔實記錄了推動過程的甘苦，人們看了就會了解當時的艱辛。

在任內我召集全國22縣市衛生局長來台北開會，才知道那是第一次的全國衛生局長會議；因我有地方執政經驗，深知地方經費有限，就告知地方衛生局，衛生署會負擔旅費，要他們無顧慮的前來開會。

1990年6月上任首次聽取藥檢局報告，得知全國送來的尿液檢查，安非他命反應直線上升，我們在收集資料後同年7月即向行政院報告，10月就召集各相關單位來衛生署開會，每3個月一次，連開10次後，行政院才開始有反毒會報。而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1990年12月公布後，我們每月公布案例數，讓年輕人知道防治愛滋病的重要；防治登革熱也是在任內與環保署密切配合，2個月開一次聯繫會報，衛生、環保首長輪流主持，力求達到登革熱防治的目標。

問：您當過中選會主委、現又是監察院院長，這兩個職位皆被期待必須超然又中立，請問您如何做到的？

答：最近媒體因中選會主委同意權行使在立法院上演「全武行」，而懷念起我們幾個前任主委(黃石城、賴浩敏、張博雅、劉義周)來，可見我們確實恪遵超越黨派，獨立自主行使職權的原則。

近月來，不少人因為少數監委的言論帶有政治色彩，揣測監察院到底是打藍還是打綠，我又要如何化解各種歧見。我除了一本初衷地謹言慎行，更以最高道德標準來自我要求。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及監察法規定，當行政機關或公務人員行為有違法失職情事時，監察院會依法提出彈劾、糾舉、糾正或督促行政機關檢討改善。彈劾案須經監委2人以上提議，並經提案委員以外的9名至13名監委審查及決定成立後，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之審查由全體監委依序輪流擔任，每案通知13人參加，與該案有關係者應行迴避。審查結果如不成立，而提案委員有異議時，得提請再審查，即將該彈劾案另交付其他9人以上監委再進行審查，作最後之決定。我作為院長，依規定不參加投票，完全尊重委員的決定。

現任委員雖來自不同領域，不過大家都很認真。以今年6月為例，本院收受人民陳情書狀共1,184件，加上5月留待處理案件，已處理了人民書狀1,240件。6月份監察權行使成果還包括彈劾案2案、糾正案6案。我希望監察院在委員的努力下，確實能發揮整飭官箴、澄清吏治、處理民怨、保障人民權益、促進政府善治的功能。

問：在出任監察院長前，您經常參與兩岸醫學交流活動，過去三年來兩岸關係膠著，請問您認為應如何改善兩岸關係？

答：我去大陸只是參加醫學交流或婦女論壇及單純的私人旅遊行程而已；我曾去過上海參觀世博會，去北京遊覽萬里長城，去西安看兵馬俑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未來退休後，能多去大陸走走看看。

個人以為，兩岸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我們什麼都不做，就變成一灘死水，對兩岸人民都不好；因此，我期盼兩岸的醫學界、企業界、文化教育界及宗教界能多方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