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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觸動》、《中國震撼》綜述與讀後感｜李宗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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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任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的翻譯，30年來走訪了百餘國家和地區，並以其深刻見聞與思考寫成兩本書：《中國觸動：百國視野下的觀察與思考》和《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文明及發展對世界的影響早已開始，並持續增強中，最終可能將給世界帶來新一輪「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進程中，中國人應當瞭解自己所扮演角色的關鍵性。筆者認為此事有其急迫性，故將二書系統化地整理並引申如下。
中國：「文明型國家」
中國是全球唯一還存在的古老文明，在這片疆土上生存繁衍、繼承發展自己獨特的文明達數千年。長久以來，中國的「國家」由「文明」所維繫，是西方所稱的「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直至19世紀受列強帝國殖民主義壓迫，中國人前仆後繼，以極高昂代價形成中華民族一體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西方學者受限於自己近代國家形成的經驗，總以為「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是矛盾的，認定「文明」是中國發展成現代國家的包袱和障礙。實際上，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走自己的路，把「文明國家」和「民族國家」融為一體的進程，最終形成「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這個融合本身是人類的一個奇蹟，也是中國歷代巨大整合能力的再現。
中國「文明型國家」有「四超」和「四特」等特徵。「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就是獨特的語言、政治、社會、經濟。這些豐富的特徵是經五千年「百國之和」所薈萃，具有內源性與原創性。
一個古老文明、與一個具備現代效能的國家，共存於傳承自先祖先賢的疆土，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就是當代中國的新局。
中國模式的特點
在一個人口比美、日和整個歐洲總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社會革命，沒有走帝國和殖民主義侵略擴張的老路，在自己內部吸收所有伴隨現代化而來的各種複雜問題，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穩定，並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這個「中國模式」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也可能是絕後。
中國模式的特點包括：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其背後的總體思路就是鄧小平所說的：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不要丟掉自己制度的優越性。
總結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制度改革的成功，可得到三個寶貴的經驗。第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第二是「循序漸進」，不斷試驗，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地推動體制轉型。第三是「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學習別人一切長處，但以自己的眼光來決定是否「拿來」使用，絕不盲從別人所「送來」。近代歷史上因為盲從「送來主義」斷送國祚者，有追求「民主化」的南斯拉夫；分崩離析者，有誤信「休克療法」的蘇聯。
中國模式的具體做法在世界上不見得有普遍性，但其背後的一些價值及理念，對許多國家會有一些啟發，對世界許多問題的解決也會有貢獻。
普世價值詮釋權不應由西方國家壟斷
不少人以為，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然而歷史事實並非如此。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是指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不包括婦女、奴隸、華人、白人中的窮人。1789年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裡的「人」和「公民」也只是男性白種人。大約從1870年起，歐洲各國開始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重創歐洲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戰更讓歐洲文明幾乎毀於一旦。鑑於這些災難，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人權宣言》確認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都應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是普世價值，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
所以，縱觀歷史進程，「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並不是西方自願自覺，而是全球被奴役、殖民的民族經長期犧牲和爭戰，才使這些理念成為舉世的共同精神財富，並大大豐富了內涵。其解釋權自當屬於世界各國人民，而非少數幾個國家。
但令人遺憾地，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解釋權，以「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他們不區分個人與民族的自由，導致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愈演愈烈的文明衝突。他們把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並強行對外輸出，造成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無止境的戰亂和動盪。聯合國界定的人權包含政治、公民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但美國對外只強調政治和公民權利，忽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其人權觀非常落伍。
即便不提西方對「自由、民主、人權」解釋的偏執，這些源於西方的觀念作為普世價值，也有其不足。能維繫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在人類「普世價值」思維上，絕對能以自身經驗提供巨大的貢獻。
中國傳統價值中的「和平」、「良政」、「和諧」、「消除貧窮」等等，為什麼不是人類普世價值？如果喪失「和平」，還能剩得多少「自由、民主、人權」？民主只是手段，最終都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何「良政」不是比「民主」更為核心的普世價值？強調「對抗」的西方文明，何時才能從強調「包容」與「和諧」的中國文化中得到啟迪？現在全球長年挨餓的饑民總數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為什麼「消除貧窮」的普世性，不比「自由、民主、人權」重要和迫切？
人類普世價值的「項目」和「次序」，應由各國依其國情界定和詮釋，絕不容再淪為西方國家的「話語霸權」而致世界更多的不公不義。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人類普世價值也應「與時俱進」，一個國家普世價值的項目和次序可能隨其發展進程而調整。
中國理念與政治軟實力
西方對人類普世價值解釋的偏頗與界定的侷限，自然限制了西方話語體系的詮釋能力及其有效性。南斯拉夫和蘇聯的解體固然和兩國當時自身種種狀況有關，但最關鍵的因素，還是迷信西方政治話語。
一個國家的政治話語足以決定其興衰，而政治話語的核心是理念。張維為梳理出幾個足以成為中國話語的理念：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這些都是中國的政治軟實力。
「實事求是」強調一切理性活動都需經過社會實踐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在於這些活動是否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民生為大」意味著所有人權中，應優先推動與民生有關的權利。善用中國人「整體思維」的傳統，以戰略眼光將事情分出輕重緩急。中國強勢政府有數千年歷史的傳承與實際操作經驗，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有其相對穩定性，故「政府是必要的善」。不論什麼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以人為本」和「勵精圖治」，也就是「良政（good governance）」才行。中國人講「民心向背」，「民心」指的不是一時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實現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是大跨度的歷史眼光和整體思維能力的體現。
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把「選拔」和「選舉」結合，以達「選賢任能」的目的。中國人說「三人行必有我師」，但在學習別人的過程中，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兼收並蓄、推陳出新」。「和諧中道」不是消極的妥協，而是有原則的「求大同，存小異」，以達「和而不同」。但中國理念絕不僅限這些。沒有理念的崛起，一個民族是無法真正崛起的。中國學人對中國理念的研究應該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
隨著人類的發展，全球治理難題日益增多、也更加複雜：從環境能源議題到流行疾病控制、從消除貧困到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從反恐到防止核武擴散等等。西方話語顯然已經語塞，單憑西方理念無法減輕目前及未來世界面臨的難題。在這樣的世界形勢下，中國理念將更具國際意義。
讀後感
中國這個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迅速崛起，在自己疆域內大力消除貧困、推動現代化建設，進而帶動整個世界的發展，當然需要許多的學習與創新。
這些眾多的學習與創新大致可分為兩類：一、人文與制度類，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二、科學與技術類，如高鐵和航母建置等。所有「戰略級」的人文制度類創新、如「實事求是」韜略等，都是內源自中國古老智慧；這些具「主導力」的創新是文化性的，是一個文明特有的資產，而文明是經數千年孕育成的。另一方面，所有「戰術級」的人文制度類的創新、如管理手段等，以及所有科學技術類的創新，幾乎都源於向西方或蘇聯的學習；其從零開始到現在有許多方面可與「老師」並駕齊驅、甚至超越，所花的時間不超過一世紀。
我作以上比較，不在貶低管理與技術的重要性，也不在否定其參與人員的貢獻，無非是想闡明一個事實。文明底蘊形成所需的時日，遠遠超過科學和管理技術知識的累積。因此，相較於科學和管理技術，文化底蘊不但有「獨特性」，同時也具「獨有性」。即，未保密的科學技術，別人可以由學習而創新，但公開的文化底蘊，別人絕對取不走。中國人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努力不懈，眾多科學技術得以在半世紀內超英趕美。相反地，美國無法學習或瞭解中華文化底蘊，唯我獨尊、意識形態掛帥，在鼎盛不到半世紀內即出現今天的內政外交困境。
具戰略主導力的創新乃是內源於文化底蘊，因此文化底蘊是讓我們的氣度格局有別於其他民族的關鍵因素。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實在應非常珍視這個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及其孕育出的文明。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古老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現代化中國，其使命無時無刻不在革新。台灣絕不應再自外於自己的歷史和自己民族發展的進程了。
（作者係嘉義大學電子物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