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水不知無水之苦，無水苦境對水卻有著過度的渴望。這是當代社會主義體制與資本主義體制經歷長期演進之後的寫照：經歷幾千年集體主義的中國，引進西方市場經濟之後，對個人自由主義有著過高的憧憬；於此同時，承繼並發揚傳統西方資本主義的美國，在運行200多年後的金融資本主義下，逐漸產生了「異化」現象，對著集體主義的治理也有著深厚的迷思。

最近，曾經來台研習的大陸研究生，透過電子郵件，要我釐清公民意識概念及其間的關係。針對此請求，我簡單解說如下。

所謂「公民意識」，乃近代西方個人自由主義的產物。因為現象的主體是意識，顯然是立基於個人的認知。認知什麼呢？認知個人在外在生存網絡中的身分定位；Michael A. Singer在《不受限制的靈魂》（The Untethered Soul: the Journey Beyond Yourself, 2007）書中指出：意識其實是感受你腦中的「事實模型」，而非事實本身。外在的網絡又是什麼特性呢？ 以公民意識而言，就是公民網絡。

首先，我們應瞭解：民與人是不同的。民者，根據孫文的解說，是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換句話說，就是「具有群性的個人」；缺乏群性的個人不是民。儘管如此，在個人自由主義的體系中，到底個人是否具有群性屬於心理狀態，很難驗證和規範，再加上，個人自由在西方的價值體系中被認定是天賦的權利，不受侵害。但是，米勒(Stewart Mill)在《論自由》（On Liberty）一書中又明確定義，個人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限。因此，群性的規範只能限定在公共領域，也就是說，民的群性只能限定為公民身分，不能擴大至個人的私領域，個人隱私權應受保障。

然而，心性很難以法律或體制加以規範，只能規範心性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所以，公民意識就超越了公民社會或公民體制的範疇；但是，沒有公民意識，就不會有合理運行的公民社會或公民體制。關於公民意識，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它是公民個人與社會之間自我調解的理性，亦即公民社會維護個人自由的潛力。當代公民社會，一方面基於個人化精神，獨立於國家之外運作，另一方面，又要形成集體認同和集體意識，這種二元統合的社會機能就是公民意識。因為弔詭，所以體制的建構相當不易，非一蹴可及。

由此可以進一步瞭解，公民意識或公民社會的形成，必須經歷長時間的公民教育及公民體制的實踐經驗，才有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或傳統威權體制國家，在推動民主化時，常常都陷入混亂而失敗的原因。台灣及菲律賓的民主化就是失敗的明顯例子。

相對來說，這與東方集體主義的概念是有其差異的；集體主義的主體是社會群體，而個人是附屬於群體當中，群體意識是主軸，但群體意識並非上天所賦予的天性，它的形成，是因為有個體的存在，所以群體意識必須重視個人的生存與發展；這就是中國民本思想中「民貴君輕，社稷次之」的真諦。換言之，集體主義就是重視個人生存與發展的群體、允許個人身分設定的群體。然而，可讓個人有身分定位的集體，顯然又需要有強制性的群體秩序和規範。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由於自然界對生存的威脅促成了個人的群性需求，這種人與自然的鬥爭形塑了以權力為本質的秩序。自然而然地，集體秩序就會以權力來規範，這就是孫文在「民權主義」所說的「神權和君權」。西方從君權轉型到民權是經歷過「思想層次的反省和批判」；從根本改變其生存意義，重新做群性與人性的身分定位，進而才能採取向君權體系奪權的革命行動。顯然，思維決定行為，沒有革命性的思想變革，就不會有革命性的行動及革命性的體制變革。曾有人說，傳統集體主義的社會不適合實行個人自由主義的民主體制，聽起來甚為刺耳。終究，制度的演進無法擺脫時間、空間對人的長期影響；思想的變革很難一蹴可及，制度又是思想的產物，因而制度轉移不但不易，且有相當程度的風險。

但是，另一方面來看，再好的體制，一旦運行產生異化，也將崩壞，這也是這一世紀以來，資本主義造成西方民主體制快速異化，令許多西方有識之士擔心，甚至恐慌，反而積極探尋東方集體主義價值的「可引用性」。事實上，個人自由主義社會及集體主義社會都是政治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所定義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就是社會體系光譜的兩個極端，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存在的。現實的社會都是「個人與群性的共生和融合」，也就是個人意識中存有群性；群性的體制中融入人性。

任何社會一旦逐漸邁入兩個極端，都會產生異化，都不是人類之福。這也就是日本SONY公司前總裁出井伸之所說的：社會主義美國及資本主義中國，這兩種型態都是原來體制的異化之後，試圖尋求共生或融合之策，成功與否，只能拭目以待。這種趨勢又印證了中國道家所說的「物極必反」；共生與融合或許將成為未來體制生存與發展之道。

（作者係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