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復，1935年2月生於北京。父親錢思亮曾任台灣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及原子能委員會主委。兩位兄長錢純、錢煦分別在財政界及醫學界表現卓越。

1952年考上台灣大學政治系，任台大代聯會主席，創辦校園刊物，並入選青年友好訪問團至歐亞各國訪問。1956年大學畢業，1958年赴美留學，1959年獲耶魯大學國際關係碩士，1962年獲同校國際關係哲學博士。1962年學成歸國，1963年當選台灣首屆十大傑出青年。

歷任行政院秘書(1962-1963)，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1962-1964)，外交部北美司科長、副司長（1967-1969）、外交部北美司司長(1969-1972)，台灣大學兼任教授(1970-1972)，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及政府發言人(1972-1975)，外交部常務次長及政務次長(1975-1983)，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1983-1988)，行政院政務委員、經建會主委(1988-1990)，外交部部長(1990-1996)，國民大會議長(1996-1998)，監察院長(1999-2005)。現任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及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2005年出版《錢復回憶錄》二卷，共52萬字，以國際觀點回望台灣40年政治發展，並披露諸多重要史料，在台港引起轟動，被評為年度好書。

問：《錢復回憶錄》在2005年出版後備受好評，成為瞭解台灣近現代史必讀的好書，但其內容只到1988年8月您從駐美代表卸職為止，請問您打算把之後的生涯回憶也集結成冊出版嗎？

錢復答：1988年以後，我已經陸續撰寫到1999年離開國民大會了。之所以還沒有出版，是因考慮到有些事情至今恐怕還有些敏感，例如1990至1996年我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所發生的一些事。我個人不以為有問題，但或許會有人覺得不宜公開，我就再等一等，反正已經寫好了，隨時可以出版。我目前正在整理監察院院長任內的紀要。

問：1995年李登輝訪美前，時任外交部長的您曾極力阻止，您又在該年底外交部記者會上表示：大陸政策位階應高於外交政策，請問您會那麼說的理由為何？

答：我最早講兩岸關係高於外交關係，或大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是在1992年執政黨大陸政策指導小組會議上講的。我這麼講的理由是，國家統一綱領是保障國家安全最可貴的文件，是我們執行大陸政策的指標，是不能變的，一變，就會對安全、安定造成嚴重傷害。

老實說，以我們現在的處境，外交想要改善到一個程度，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要想改善對外關係，前提是兩岸關係要改善，這就是大陸政策的位階應該比外交政策高的原因。兩岸政策走錯了，就會造成生靈塗炭。而外交政策做錯了，沒有這麼嚴重的後果，做好了，也差不多，就那麼回事。

也因此，1995年李登輝堅持要去康乃爾大學時，我不贊成，也不願為他安排行程。李登輝後來找劉泰英聘請卡西迪公關公司去安排，卡西迪還是用了我們多年來打下來的關係，去遊說美國國會議員。我當時為李先生做了一份詳盡的報告，指出，回母校康乃爾純粹是他個人的事，不去也沒什麼關係，去了，會傷害我們跟美國及大陸的關係。他聽了很不高興，但在會上一句話都沒說。

1995年5月，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在開會時引述我講的話，說一句，就被李先生打斷一句，不過，丁先生還是理直氣壯地把話說完，並沒有因一再被打斷就不說。

結果，我們的預測完全兌現，事後美國把我們當作拒絕往來戶，駐美代表要見高層的人都見不到，所有官方的管道都斷了，傷害非常大，對兩岸關係傷害則更大，之後就有大陸第一次的飛彈威脅，原訂於1995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辜汪第二次會談也取消了，海基會與海協會一直到2008年才恢復會談。李先生去美國，完全是為了1996年的選票，這個目的很自私，而對台灣有害無利。

問：時隔20年，沈呂巡代表於今年元旦在華府雙橡園升旗，造成風波，您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答：沈呂巡代表是我的學生，非常優秀。他回台灣到立法院報告升旗事件後有來看我，我問起這件事，他回答說他不可能一個人獨斷獨行。這句話有兩層涵義，一是馬總統不可能不知道，二是他不會沒有跟美國溝通，但事到如今，只好由他來扛。據我了解，整個事情是《聯合報》一個駐華府的賴姓記者搞出來的，他兩次詢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一次詢問AIT，對此事的立場，美國國務院就不得不出來表態了。

我告訴沈代表，兩岸處境很敏感，所以從事外交工作要格外低調，凡事不要張揚，因為我們臉上有光，就代表對岸臉上無光，也等於刮了它的鬍子，打了它的臉，它當然會受不了。

問：您向來直言不諱，李登輝為什麼還會在1996年請您出任國民大會議長？您當時料到李先生會在隔年發動修憲嗎？

答：我在擔任外交部長6年期間，曾向行政院長請辭至少20次，有時是因若干邦交國發生問題，主要還是李先生個人的作風問題。但李先生一聽說我要辭，就請我吃飯，說我比你大那麼多，我都沒走，你怎麼可以走。我真的想退，就告訴他不要擔心，我不會放話，退了以後，會到國外找一個小小的地方住下來教書，我都安排好了，但他就是說不行。

1996年我之所以答應出任國民大會議長，主要是因為我是中山先生的信徒，而國民大會及監察院都是孫先生所主張的。我當時沒有料到李登輝會發動修憲，更沒料到國民黨會與民進黨聯手修憲。

問：1997年國、民兩黨聯手通過了「雙首長制」及「凍省」修憲案，您身為國大議長，最瞭解修憲的過程，可以談談您當時的心情嗎？

答：作為國大議長，我必須把自己放空，百分之百中立。第一，議長不能凌駕在代表之上，只是代表之一，為所有代表服務，最主要的工作是照議事規則主持會議。第二，議長不能有任何意思表示，修憲時有修憲審查委員會，由各黨推派代表參加，輪流主持，我作議長的只能坐在台下聽，不能有任何表示。等到召集人說表決時，我總會溜回辦公室，經閉路電視看整個過程。

1997年第四次修憲有其背景。1996年12月23至28日李登輝召開國家發展會議，憲政體制改革是其中一個議題。當時李慶華代表新黨，但他不久即為了國防部一樁事情憤而退出，所以，只有國民黨及民進黨兩黨達成包括雙首長制及凍省的修憲共識。

1997年5月國大第二次會議開會不久，就休會一個月，到7月再復會。國民黨提出一套修憲案，民進黨提了兩套，一共有三案。新黨一開始就表示不支持。最後通過的是國民黨的提案。

當時，我內心確實有許多煎熬。李登輝曾把我找去，跟我解釋他凍省的原因。宋楚瑜也跟我發牢騷說，主持修憲的蕭萬長完全沒告訴他修憲的內容。蕭則說修憲案是蔡政文及田弘茂草擬的，他被告知極為機密，不能透露，這引起宋極端不滿。我在他們幾位中間勸過幾次，但都沒能解決問題。

總之，修憲過程錯綜複雜，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陸續發生。我心裡很掙扎，好幾次想辭職，但又想如因我一個人破壞了一樁事，到時責任將歸在我一個人身上，好像別人都沒有責任，這個我做不到。所以，考慮再三，只好撐下去。另外，我看有很多人反對修憲案，只要反對票超過三分之一加一票就修不成了。除新黨有46票，國民黨看起來也有一些宋系人馬，但在投票時，他們卻未投下反對票。

有人說，7月18日修憲案最後表決時，我不願意敲槌，其實，那天若不是拖到7點半以後，我不會離席。我很早就答應那天晚上要去國賓飯店證婚，結果7點半會議還未結束，我只好把副議長謝隆盛找來，請他幫忙，他那個槌子敲得很高興。這就是整個修憲過程，我的心路歷程。

問：有學者說李登輝修憲有兩個目的，一是擴權，二是推動分離主義路線，您同意嗎？

答：我完全同意。蘇起去年10月出了一本書《兩岸波濤20年紀實》，第四章提到李先生在1999年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講出「兩國論」，蔡英文女士幫他主稿。「兩國論」不僅僅是答覆記者的問題，它裡面包括外交、修憲等內容。修憲主要是兩個重點，一是把憲法第四條「固有疆域」，改成「依中華民國憲法能執行的疆域為限」，二是拿掉憲法增修條文前言的「國家統一前」。這個被美國知道了，特別叫AIT處長張戴佑拿著中華民國憲法，跑到李登輝的辦公室，質問他是否真的打算這麼做，李登輝因此退讓了。這就是1999年修憲會議沒人提出這類修憲案的背景。

蘇起書中的第三、四、五章對此段歷史寫得很清楚，值得細讀。尤其，閱讀該書，可以更加瞭解蔡英文的真面目。

問：對於李登輝最近又跳出來主張「憲政是台灣唯一的路」，第一階段先降低修憲門檻，您有何看法？您覺得台灣的問題是憲政出了問題嗎？　

答：台灣的問題不在於憲法，而是政治人物被媒體綁架，一天到晚做秀，像一個個綁了眼罩的驢子，繞著一個磨空轉，這一點政治人物有責任，老百姓也有責任，媒體的責任更大。不論是立法委員或政務官，每天應該在辦公室做事，而不是跑婚喪喜慶，或到立法院備詢。不讓有權責的人做事，讓他們把時間花在應付極少數人的面子上，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如果老百姓不能夠認清楚這一點，憲法怎麼修都沒有用。

我為了政務官要到立法院備詢的事，特別去英國向英國國會議長請益。她告訴我，英國是最早有質詢的國家，至今仍保留此一制度，國會開會的時候會留一部分時間做質詢，甲議員要質詢乙部長時，要在兩周前發出書面質詢稿。不像我們立法院又是考試，又是羞辱，好像要整垮部長，這是台灣立法院閉門造車造出來的一套辦法。

問：2005年初辜振甫過世時，盛傳您將出任海基會董事長，您卻公開婉拒，請問您不想出任該職的原因？對於2008年海基會與海協會復談至今，您有何評價？

答：我當時表示過，看不出兩岸關係有全面解凍的跡象，海基會董事長只是一個禮儀性的職務，誰做都可以。另外，我認為作為非台灣省籍的人，去處理兩岸事務會很麻煩，很容易被人說成「賣台」，還是由台籍人士出任該職位比較恰當。

2008年兩會復談至今已經開過10次會議了，簽了21項協議，很了不起。我個人特別注意兩岸直航，目前台灣有10個機場，大陸有54個機場可以兩岸直航，一個星期有828班班機。我會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我最初跟國台辦主任王毅接觸時，一周只有120多個班機，時任交通部長的毛治國特別請我跟王毅商量，可不可以加一倍，王毅一句話都沒說，就答應了，所以我一直在關注這個數字。這也代表大陸很重承諾，只要能做到的，都會盡力去實現。

兩岸兩會簽署ECFA很重要，但它只是一個早收清單，必須要有後續談判，才能達到降稅、兩利雙贏的目標，而服貿協議被太陽花學運卡住，對台灣是很不利的。

問：您是馬英九在台大的老師，他2008年當選後即向您請益，您也給了他不少建議，但兩年後您就公開勸馬先生不要為作全民總統，搞得兩邊不是人，請問您現在怎麼看馬英九7年來的表現？

答：我認為目前媒體對馬先生的評價很不公平。作為一個領導人，馬先生365天都在工作，一天工作14個小時，對每一個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這在世界各國領袖中是少見的。

現在評價馬先生，或許太早了些。不過，如果說馬先生有什麼錯，我認為他最大的錯誤是提出「不統」。

我記得2008年4月8日下午他來拜訪我時，我跟他的談話有兩個重點，第一點是國統綱領、國統會必須恢復。第二點是他必須在就職典禮上表明他的競選政見633辦不到，因為金融海嘯來襲，世界經濟形勢很壞。這兩點他都沒接受，尤其，我之後至少還5次勸他恢復國統綱領，他不但未恢復，還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前兩個字就是「不統」。

問：您曾向馬英九表示「監察院是一個能做事的機構」，但社會上一直有廢除監察院的聲浪，請問您怎麼看這個問題？您認為監察院應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答：監察院是一個很特殊的機構，從前全世界幾乎沒有這樣的機構，但是由於我們有監察院，今天已經有140幾個國家，有監察相關的機構，監察使、監察委員會等等。監察機構一定要有兩個特點，一是獨立行使權力，二是直接接受老百姓的陳情。我在任時，有27個委員，現在只有16個委員，輪流接受陳情都忙不過來，還要到各地接受民眾陳情。

我對於政策錯誤，浪費國家資源，造成嚴重後果，深惡痛絕。但司法對於政策錯誤完全沒有辦法處理，能夠處理的只有監察院，監察院有糾正、彈劾、調查的權力，這些對國家的健全發展至為重要。監察院必須超越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監察委員也不能有個人的喜好。 

問：您曾為國民黨中常委，對於國民黨在去年九合一敗選後，如何重新再起、繼續執政，有何建議？

答：國民黨只要在兩岸方面好好地做，並不是沒有優勢，但兩岸政策要讓民眾有感覺。國民黨要重新再起，第一必須有明確的政綱、黨綱，就是要有願景，要讓黨員知道黨的方向。第二是加強組織訓練，政黨就是希望經由選舉取得政權，因此平日就必須了解在各地有哪些優秀的同志，為下一次選舉儲備候選人，不要再像過去幾年，到選前才臨時抓一個，難怪沒有一個贏的；組織外還要有訓練，讓這些同志有能力向民眾陳述黨的政策及願景。第三是文宣，這次網軍幫柯文哲打勝選戰，國民黨則一直還在傳統的戰法上打轉，我們一定要從傳統的戰法走出來。

問：2010年博鰲亞洲論壇，您代表台灣與時任大陸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會談，請問您對他2012年出任國家主席後，在對台政策上的表現有何評價？

答：習近平因在福建工作過10多年，跟台商的關係非常好，對台灣的情形相當了解。他最近提出來的對台工作重點要放在「三中一青」上，這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向，我希望他能落實這些目標。

不過，太陽花學運確實讓兩岸關係遭到阻礙。太陽花是苗栗大埔事件、洪仲丘案的連續，他們認為政府都是錯的，馬英九代表政府，所以是強勢，老百姓是弱勢，當然有權反抗。媒體也認為應該幫忙弱勢。公民社會就是要老百姓當家作主，所以柯文哲也提出e-voting，標榜政府治理要聽民眾的意見，其實，政策好與壞，能不能實行，要依賴專家。公民不服從，或稱公民反抗，其實就是變相的革命，說穿了，他們有兩個目的，頭一個要政府滾蛋，第二個是政府不滾蛋，我們就革命。太陽花學生從立法院走出來時，手上拿著「反中」、「台獨」的牌子，這就清楚說明了他們的背景及訴求。

問：台灣民眾對統一似仍有疑慮，您認為問題何在？您以為大陸應如何爭取台灣民心？

答：要爭取台灣民心，第一步當然是要讓台灣民眾感受得到實質好處。大陸在ECFA上確實有讓利，但一般民眾可能沒感覺到，如何讓兩岸經貿合作的實質好處普及到一般台灣民眾身上，需要更細緻地思考、規劃。例如要談虱目魚契作，就一定要到虱目魚產地去，直接與漁民談。

不過，台灣目前台獨的勢力愈來愈大，大陸很可能擔心幫忙台灣，結果讓蔡英文坐收漁利，台灣還是走向台獨，這就賠了夫人又折兵。

另外，要爭取台灣民心，首先需要改變過去的意識形態；大陸外交人員，包括國際組織人員，需要對兩岸形勢有深刻的認知，不要拘泥於過去的意識形態，處處抵制台灣，畢竟兩岸已和解了，大陸的外交政策與對台工作應力求一致。

我相信以中國人的智慧，兩岸問題遲早會解決，只要兩邊都想解決問題時，就是統一的時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