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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修例看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鄭海麟 在 Facebook 上分享!

 

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風波持續了兩個月有餘,並且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來自各方面的報導和評論可謂五花八門,汗牛充棟。然而,欲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必須從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分析入手。

 

就目前香港的政治體制而言,可以說,香港政府政治架構和公務員系統仍以殖民化的價值評判為準繩,公務員的升遷、教職員工的考核,皆以舊時殖民化的價值作為評判標準。這種價值取向上的崇尚「殖民化」和「去中國化」,其結果必然導致年輕一代缺乏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瞭解和認同,甚至產生牴觸和排拒。這種文化和價值上的矛盾和牴觸情緒,隨時都有可能爆發為一種行動,甚至變成一種反港府和對中央政府的消極抗爭。  

 

港人缺乏對祖國文化認同

 

香港雖然回歸祖國已整整22年了,但是,當地年輕一代,尤其是知識精英,至今還缺乏對祖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這是導致近年來不斷出現大小規模不等的示威和抗爭活動的原因。

有些人將這些抗爭視為「港獨」的一種表現,筆者不太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根據最具權威性的《奧本海國際法》第3章第4節《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土地和人民擁有排他性的主權,也即是屬地和屬人權威。

按照《奧本海國際法》的定義,中央政府作為一國之主,對於國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具有行使最高權威的權力。因此,「港獨」在香港這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沒有任何空間,所謂「港獨」只是一個假命題。

 

殖民化和中國化的矛盾

 

然而,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熱衷於挑戰中央這種屬地和屬人的權威呢?

有人又將它解釋為「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矛盾。不過,據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從事研究工作7年多來的經驗,和對內地社會方方面面的仔細觀察發現,內地和香港之間就「兩制」而言,其界限越來越模糊。特別是,隨著近年來內地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社會管理階層,特別是公務員素質和效力的快速提升,所謂兩制的差別越來越小,也就是說,內地、香港兩地的制度越來越趨同。

嚴格說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已不復存在。但是,香港人和內地人在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方面還是有區別的。特別是知識精英階層在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與內地的差異尤為明顯,畢竟香港曾經歷英國長達156年的殖民統治。

據此,我將這種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的差異,歸結為「殖民化」和「中國化」的矛盾,而這種矛盾,才真正是當前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台灣曾實施「去皇民化」

 

事實上,類似這種殖民化與中國化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在1945年後台灣回歸祖國時也曾出現過。台灣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經日本長達50年殖民統治的時間裡,從語言文化、價值系統乃至政治制度架構,已完全實現日本化。

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日本政府為適應戰時需要,對台灣等殖民地推行「皇民化」政策,甚至強行要求台灣人改用日本姓氏,以便強化其殖民統治。

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台灣之後,也曾經歷過「中國化」與「皇民化」的激烈衝突。鑒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國民黨政權以鐵腕的方式「去皇民化」,從語言文化(推行中國語教育和講普通話)、價值認同,到政府管治系統強力推行「中國化」政策。結果在短短的幾年內,完成了由「皇民化」向「中國化」的轉變,及至1952428日簽訂《中日和平條約》,將台灣人的日本國籍轉變為中國國籍,從國內法到國際法,讓台灣真正地回歸了中國。

儘管國民政府實現「中國化」的方式、手法有些粗糙和過度使用強制力,但從解決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社會深層次矛盾,特別是以「中國化」來「去皇民化」的角度來看,效果無疑是顯著的。 

 

矛盾不解決香港難有發展

 

目前香港社會的政府政治架構和公務員系統,仍然是英國殖民時代的那一套,如果不徹底改變,長此下去,其結果必然會導致香港公務員和政府系統的管治效力越來越低,社會越來越缺乏競爭力,而香港人的中國認同也無法提升。

在香港,「殖民化」與「中國化」這一深層次矛盾必須獲得有效解決,否則可以預言,香港社會將會長期陷入內耗,並且日漸沉淪。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