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台南市長賴清德因為拒絕赴市議會報告和備詢，接受監督，被監察院以違背地方制度法精神，背離民主制衡原則，通過彈劾，送交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進行審議。如果後者接受彈劾處分，賴清德重則被撤職，輕責被申誡，他拒絕接受議會監督已對其領導權威和治理市政的合法性，構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但是，賴清德卻以更強硬的姿態回應，他不但對監察院的彈劾表示強烈抗議，指責監察委員違憲越權，同時進一步還要求推動修憲，廢除監察院。雖然他已於8月28日進入議會，但整個事件凸顯了當前台灣民主化面臨的新挑戰：某些民選的政治人物不但拒絕接受議會制衡與民意監督，而且還訴諸直接民主和不服從運動的占領行動，他們認為，只有選票才代表一切，他們拒絕憲政規範與法治約束，也拒絕自由主義的民主規範。

台灣有人否定憲政體制

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台獨信仰者，根本就否定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他們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在他們的眼裡，參與選舉的目的不只是為了選出一個新政府，而且要選出一個新的國家、制定一部新的憲法，並推動新的國族認同。換言之，他們既反對憲政民主，也不接受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和代議民主，不願理會憲政規範和議會監督的束縛。他們所要的是台灣獨立建國，廢除憲法和民主機制。而根本的訴求是：經由選舉動員和激烈的公民不服從運動(civil disobedience)，推動民主內戰，訴諸族群對抗，發展以台灣意識為核心的民粹主義運動，並建立以台灣民族主義為軸心的新國家。

這一連串政治惡鬥的結果引發了各種脫序的社會運動，從去年反服貿學運占領立法院、「路過」警察局行動，到反對航空城、反自由經濟示範區，再到2015年的占領教育部，反對課綱修正，可說是無一不反，無役不與。結果是從政治對立擴及文化衝突和社會對抗，為台灣的民主化發展，蒙上沈重的陰影。

民主變革並非不可逆轉

2014年在中東歐各地紛紛舉辦「後共產主義25周年紀念」之際，自由民主體制也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甚至出現了逆退的危機。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指出，1980年代後期以來開啟的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路徑，並不必然是一條單行道；那些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民主化變革也並非不可逆轉。而逆轉之後的形勢，也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可再逆轉。民主可能根本無法保護它自己，尤其是在民主尚未深深紮根的國家。

目前所有後共產主義國家都呈現出重大的經濟問題，嚴重程度因國家而異。然而，有些問題是相當普遍的：大量民眾失去工作，失業成為長期問題；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逐步拉大；成千上萬人生活困苦，而發了橫財的人卻窮奢極侈。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人對資本主義非惱即恨，有相當多的人轉向極右派。人們對民主的失望、反民主治理的嘗試及對經濟的不滿，演化出一個自我煽動的惡性循環。

迄今為止，已有11個後共的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形成「新歐洲」，儘管歐盟東擴在過去10多年中已有長足的發展成績，但下列的兩項教訓卻必須正視：(1)民主化的發展並非不可逆轉，(2)族群紛爭是民主鞏固的重大挑戰。

從匈牙利到烏克蘭，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民粹派的抬頭，已造成第三波民主化的嚴重逆退。這和台灣近期的發展十分相似。

民粹主義凌駕自由民主

台灣曾經被視為亞洲民主化的成功案例，目前卻正面臨「不自由的民主」和民粹主義的全面挑戰。而負責監督政府績效、接受民眾陳情、彈劾不適任官員、推動防貪肅貪，以及保障基本人權的監察院，尤其成為眾矢之的。幾乎所有被監察院調查和彈劾的官員，以及立法委員和其他民代，都討厭這個始終扮演啄木鳥的機構，也都希望盡早廢除這個權力廣泛又惹人爭議的合議制機關。過去，媒體總是指責它「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不過，一旦它真正打到老虎，老虎們卻合力反撲，要求修憲廢除它。

多年以來，民進黨一直要求廢除監察院，但在去年審查新任監察委員時（共29位），卻要求執政的國民黨不要提滿額，因為監委一任任期6年，而總統任期只有4年，民進黨自認為明年初的總統大選中有機會勝出，因此希望國民黨立委能幫他們淘汰一些提名人選，好讓明年上任的新總統能補提名一些自己中意的人選。而最後立法院只通過18位監委提名人選，國民黨立委也甘願配合民進黨，目前還空下11位監委名額，拒絕審查。這不但違憲，而且導致第五屆的監察委員，目前正承擔著超過正常工作量三分之一的巨大壓力，這是前所未有的特殊處境。

自1987年以來，台灣、南韓，稍後還有泰國、馬來西亞，相繼推動了民主化改革，建立了憲政民主體制。但是，目前在台灣的民主進程中，仍存在許多亂象。其中包括：黑金政治的氾濫；立法院藉拖延議事程序或拒審法案、預算及人事提名，以抗衡其他四權。這與當年威權政體下扶持、利用地方派系的政治運作有相當大的關係，也與過去行政權獨大，導致立法效率低落和國會幕僚機制不足有關。到今天，「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與樁腳派性政治綁架了代議民主，權貴世襲與朋黨政治又操縱著政黨的實際運作，而選舉民主凌駕了自由民主，甚至變成藉街頭抗議運動和占領官署行動阻撓政府的正常運作。這均與威權體制的殘留和民主發展基礎的薄弱有關，也與台獨運動的法西斯化密切相關。簡言之，台灣民主的發展目前離穩定民主的境界還很遠，而自由民主制度因民粹化趨勢的加劇，而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威脅。

過去一些政治學家認為，相對於南歐、東歐和拉丁美洲，東亞地區的民主化進程一般開始的比較緩慢，而經濟成長卻比較快速。換言之，雖然民主化的經濟社會基礎早已具備，但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東亞地區才加入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國際潮流。而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政治學家們關注的問題，最主要的是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互動發展。

自由化(liberalization)強調的是保障民眾的基本人權，包括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市民社會的自主發展，自由市場的穩定成長，和免於恐懼與匱乏的社會保障（如推動均富和社會福利政策）。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強調的則是對民眾參政權的維護、政治參與管道的開放、政黨政治的合法化、自由結社與組黨的充分空間、以及民主政治精英的形成等，最終則會落實為民主監督和責任政治。一般認為，自由化是民主化的前提，但並不能簡單地推論出自由化必然會帶來民主化的結論。

以台灣經驗為例，從1950年代起就已開始推動經濟自由化改革，實施耕者有其田，並展開基層選舉和地方自治。到了蔣經國執政時期，自由化進程大幅加速。但是，自由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就難以進一步推動。直到1987年台灣才全面走上國會改選、政黨開放的道路。迄今雖然民主化快速發展，自由化的進程卻仍力有未逮。包括憲政和法治的奠立，目前都已出現逆退的現象，甚至呈現民粹主義凌駕自由民主的危機。

面對上述的民主困境，全球的中國人都應仔細想想：為什麼會有賴清德這樣的「民選專制者」出現？這究竟只是特例，還是將會成為常態？為什麼自由民主難以鞏固，卻出現了違憲、不講法治、不尊重民主程序的「不自由的民主」？為什麼民主的發展竟然導致族群對抗、文化戰爭和社會分裂？為什麼台灣會走到今天的局面？難道這一切都是我們所期待的民主？

台灣究竟是不是美式民主的模範生？台灣下一步該如何走？這是一個必須靜下來好好思考的大問題。

（作者係國立金門大學教授，前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