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彥，1953年生，台灣大學地質學系學士、碩士，美國羅德島大學海洋學博士，曾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海洋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1987-88)，耶魯大學地質與地球物理學系擔任助理教授(1989-94)。1994-2018年為台大地質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2000-2018)。其與台大大氣系教授許晃雄共著之《全球環境變遷導論》，為台灣第一本關於全球變遷的大學用書；另著有：《正自有山河之異》論文集(2018)、《為地球而科學》科普文集(2018)、《台北新官場現形記》(2019)、《8個你不可不知的環境議題》(2019)。

其專業學能橫跨地質、海洋、生地化循環、生態及氣候學等領域；而且兼具中央與地方行政經驗。歷任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委(2009-10)；台北市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委(2010-1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2014-16)。現為台大「永續地球尖端科學研究中心」兼任教授、「台灣社會責任公益減害研究發展協會」執行長。

李問：今年4月22世界地球日，拜登召開了40國線上氣候峰會，氣候治理成了近日的國際外交主軸，請問這會議具有什麼意義？

魏答：我們不妨先看看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表現。美國沒有參加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有簽署，國會未批准)，因為它認為該議定書不利於經濟，會束縛當時美國世界獨強的經濟發展。2009年聯合國在哥本哈根召開氣候鋒會時，歐巴馬和希拉蕊竟直闖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為對抗美英先進國家所舉行的閉門會議，堵了溫家寶總理，亦造成那次峰會的結論較有利於先進國家，但空泛無成。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議」，美國則演出先加入、後退出的戲碼。

簡言之，美國的紀錄不好，政策反覆。因此，拜登這次會議是政治動作多於實質，想展現「美國回來了」，在氣候議題上奪回世界的領導權，想站到戰略高點來制衡中國大陸，這也是民主黨一貫的策略。

拜登也不願意讓歐盟專美於前，因此附和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但美國現在的化石能源占比為80％，再生能源11％，核能8％，太過於依賴化石能源，想要在短時間內達標極為困難，往後會不會照著歐盟走，都還在未竟之天。凡是由民主選舉制度產生的領導人，通常只要政策的不利結果不在任內發生，咎責不到，就會隨意「開支票」，只求當下有環保的光環和選票。

問：歐盟計畫於2023年依生產過程的排碳高低，對進口商品開徵「碳關稅」，各國也都在制定碳權、碳費(稅)、碳交易機制，您以為這些措施是否可行？

答：歐盟的進程確實領先，他們積極擬定「碳邊境調整機制」，要在邊境根據生產商品的「碳足跡」徵收「邊境碳稅」，以維護歐盟內的「碳交易」市場、碳價制定，否則廠商會跑到別的地區生產，形成「碳洩漏」。從這個角度來看，碳排未來一定會成為一項貿易武器，而這又涉及各國的經濟利益及國際競爭力。

不過，歐盟也有「放話」之嫌，由於過去一年半新冠疫情嚴重，各國碳排下降，當然有吹牛的本錢。估計今年11月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召開的全球氣候峰會，各國都會「假大空」一下。而一旦疫情結束，經濟恢復，各國碳排量難免會再度竄升，到那時候政客難保不會迸出另一副嘴臉與說詞。況且，碳稅的稅率很難規定，而且是浮動的，又須經歷多次談判。因此，2023年是否真能實施「邊境碳稅」，或能做到何種程度，都存在變數。

問：國際社會及新北市等地方政府已訂出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目標，蔡政府也跟著喊2050淨零排放，但台灣迄今仍停留在《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下稱《溫管法》)階段，而沒有具體路徑規劃，這樣的步伐能跟得上世界潮流？

答：台灣的能源結構中，非碳能源總共約7%，而核能又占其中將近60%。也就是說，當2025非核家園來到時，非碳能源大約只占5%，而排碳能源占95％，這比美國的80%還要高。

2015年7月開始施行的《溫管法》，在擬定時，就同時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預計於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現況發展趨勢(BAU)減量50%，相當於2005年排放量再減20%。那是經過「工研院綠能所」用國家碳排放模型多次模擬做出來的，花了8個月才定案，其中包括與工商團體及朝野立委溝通，而欲達目標必須核一、核二、核三都延役，核四運轉才有可能達成。

檢視現況，台灣的國際減碳承諾已跳票，整整多出1億公噸，違反了《溫管法》的長期目標。而當局現在還想再修法，跳躍式地尋求更「激進」的標的，想達到發電20%綠能，但台灣去年綠能最多僅有5.6%，這不是緣木求魚嗎？

台灣的產業排碳，至少得跟日本、韓國及部分東協國家並駕齊驅，產品價格又便宜些，在經貿上才可爭得一席之地。

平心而論，如果不讓核三延役、核四啟封，台灣碳足跡必定會高達95%，則跨國企業供應鏈的製造、下單對象必然會離開台灣，轉往用核能而碳排放低的國家。可預知，屆時台灣產業界鐵定會給執政者很大的壓力。台灣有人才、工資中低、有供應鏈整合能力，這些都是強項；但缺水、缺電、缺低碳能源，說不定會拖累台灣的產業競爭力。

問：政府斥巨資興建的核四廠被封存，蔡英文又再度否決了「核電」的選項，您對政府這種處理方式有何看法？

答：2014年決定封存核四是因當時民間反核的壓力大，且林義雄執意絕食抗爭。然封存的目的是暫停，如何處置要交由公投決定，這原是「審議式民主制度」下負責任的決策，但後來變成了政治操作，導致2014年底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

我認為，RE100（由「氣候組織」與「碳揭露計畫」所主導全球改採再生能源組成的聯盟）加上「巴黎協議」的發展，核能可能會再復興。因為加入RE100的企業，如Apple、Google、台積電等240多家企業，必須承諾在2020至2050年間達成100%使用綠電的時程。

歐盟聯合研究中心新近出爐的報告建議，應賦予核能發電「綠色投資標籤」，亦即核能發電符合綠能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該報告表示：「未發現任何證據，認定核能會比其他電力生產技術對人類健康或環境的危害更大」。換言之，任何發電方式都有可能對環境或人體健康產生危害，數害相權取其輕，核電並非最糟。

台灣實在應參考英國、日本等獨立電網國家的作法。2014年我訪問英國時，赫然發現其氣候變遷委員會(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CCC)絕大部分工作就是在除役舊核電廠、興建新的核電廠，以替補火力發電廠。日本首相菅義偉也宣布，要從目前的7.5%核電，提升到2030年的21%。這樣才可以降低排碳量。

問：針對「珍愛藻礁公投」，行政院5月3日公布「三接」新的外推方案，這樣就能減少對藻礁的傷害？

答：藻礁的海水下分布情況是關鍵。大潭藻礁海下向西分布甚多，礫石區正是紅藻能附著發育的地帶，施工可能帶來的泥沙反而是殺滅藻礁的殺手。影響桃園藻礁生態最主要的是水流動力，此決定了哪裡是藻礁、卵石，哪裡會堆積漂沙。如觀新藻礁保護區水流動力強，藻礁露出，棲地複雜度高，生物多樣性就高；相對的，其他地區的藻礁因水流動力弱、漂沙多，生物多樣性就低。

生態學者、地理學者、地質學者的看法比較宏觀，但聲音小。而民眾多以眼見、偏好來決定投票，科學認知不足，學者也就避免捲入其中。

如果蔡政府對新三接方案有信心，就應重做包括外推範圍的環境評估，而不是只做環境差異評估，就外推方案對藻礁的影響也應有更多學術研究作佐證，而不是政府說了算。

問：台灣從去年就開始乾旱嚴重，竹、中、南的台積電等眾多晶圓廠被迫用水車備水，而經濟部開放科學與工業園區鑿井取水，地層下陷的顧慮四起，請問台灣應如何對水文地質做治本的處理？

答：台灣雖然在季風帶，雨水絕大多數時間豐沛，但也因位在蒸發帶，雨水大都會蒸發掉。2020年6-9月豐水期沒來颱風，雨量比歷年平均的1,600公釐少了將近1,000公釐；加上冬、春季枯水期雨量偏低，以致新竹以南的水庫水量幾乎全是歷年來最低。

經濟部長王美花下令開放工業園區鑽地下水井應急。但我認為，每個區域的地下水文不同，不可「一刀切」式地開放鑽井，再者，各科技大廠買水，很可能買的就是地下水，埋下永久的禍害，例如，雲林高鐵路段基樁下陷；嘉義海邊超抽地下水會引發海水入侵，造成地下水不可回復的破壞。

山麓丘陵地帶為台灣西部平原地下水的自然補注區，應加強土地分區使用管制，多植樹保育，避免汙染產業或興建住宅區而造成水泥化。

台灣水費已凍漲了27年，應該合理提高，這才有利於民眾養成節水的習慣，以及發展水科技。另外，工業大戶便宜用水，形同用全國稅收去補貼它們，劫貧濟富，政府應盡快對用水大戶開徵「耗水費」。

問：日本政府4月13日決定兩年後排放福島核汙染水入海，台灣如果阻止不了，該如何面對並加以因應？

答：眼前議論的焦點多放在排放水裡含有氫的放射性同位素氚，實則氚的衰變只會放出高速移動的電子，不會穿透人體，若非大量吸入，對人體是無害的。日本東京電力宣稱將稀釋40倍，將氚的濃度降到日本規定的排放水濃度1/7以下。毒理學名言：「萬物是否有毒，關鍵在劑量」，稀釋就是減低劑量的方法，何況海洋稀釋效果更大，氚的危害實不足為慮。

倒是福島核事故中洩漏在圍阻體內的放射性核種銫、鍶、碘等，化學活性高，必須特別關注。「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JAEA)的科學家近年發表的文獻顯示，日本在銫粒子移除方面頗有進展，台灣應趁此機緣向其取經。

此事關鍵在於：(一)須監測東電處理其他放射性核種的程序與成果；(二)應長期多點監測，注意海洋食物鏈的累積；(三)應由國際核能安全組織加上周邊國家原子能管制機構共同監理；(四)應由東電與日本政府成立「後端監測基金」，提供經費給國際監理團隊運作。

此時此刻，行政院應當責成海委會，召集原委會、漁業署、農委會、外交部等單位組成應對小組，從速完成相關備案，再比照韓國，爭取參與國際監理團隊。

問：您長時間從事學術與環保專業，是否曾與大陸方面的同道有過交流？

答：我1980年代初留美時，就認識了國際地質學泰斗的中研院院士許靖華，之後又認識了同濟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地理學部院士汪品先，我和兩位前輩在古海洋研究上交流甚多，受益匪淺。

我在台北市政府任職時，為了協調雙城論壇去過上海、北京。2013年5月，前任環保署長沈世宏赴大陸出席兩岸氣候變遷研討會，我也以學者身分擔任團員；行程中我們還分別與大陸環境保護部長周生賢、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現為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會面，雙方曾就兩岸環境合作做了深度討論。只是政黨輪替後，這些合作計畫都無法執行了。

問：歷任環保署長中，您認為哪幾位的建樹比較凸出，而您在任上又有哪些貢獻？在推動環保相關事務時，您認為最大的阻力來自於哪裡？

答：趙少康為回收垃圾資源興建焚化爐，也建立了環保標章制度，功不可沒。郝龍斌任內，推動了環保工業園區、限塑政策，在廢五金方面也能在抗爭下解決問題，最後他為了保護翡翠水庫水源區不惜辭官，也留下了政務官的典範。

我在任內則是讓《溫管法》通過；以公民科學、公民參與的角度，將檢測空汙的「空氣盒子」商業化，讓人人都可以做，這使得台灣整體的PM2.5下降。另外，環保署參與了登革熱的防治；在環保治理方面，我也引進多領域的系統概念。

推動環保最怕碰到政治掛帥、不科學、人們懷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坦白講，現在台灣有不少科學家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對科學妄加解釋；公權力或環團有時也因科學知識不足或不夠廣泛而出現盲點。總之，環保與政治、經濟、文化有錯綜複雜的關係，講起來簡單，做起來卻困難重重，釜底抽薪的辦法是一切以扎實的科學作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