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在諸多領域（特別是經濟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阻力愈來愈多，使改革進入「攻堅期」或「深水區」。眾所周知，改革是對原格局的「破」和新格局的「立」，必會觸動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各種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其難度之大、風險之高，可想而知，大陸改革也曾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出現過小小的徘徊。在此決定中國未來走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習李於2012年11月閃亮登場。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大陸改革邁出了堅實而有力的步伐，並取得積極的成效，此為有目共睹。一時間，人們雖對「習李新政」報以期許，但也暗存疑慮：習李能否敢於碰硬，直面現實，深化改革？此著實考驗著習李的智慧、勇氣與膽識。

全面深化改革整體思路

　　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向世人回答了這一問題，也消釋了大陸人心中的疑慮。此次會議全面而詳細地設計了未來十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部署了16個領域中的60項具體改革任務。此次會議不僅制定改革路線圖，而且設定改革時間表，即「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此次改革範圍之廣、力度之大，前所未見；《決定》使大陸未來十年改革的整體思路、基本方向、關鍵領域、重點任務、先後次序等，清晰地呈現於世人面前。

　　實踐證明，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會牽動其他領域，同時也需要其他領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領域改革不配套、相互牽扯，全面深化改革就難以推進，即使勉強推進，效果也不會彰顯。為此，大陸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同時，大陸認為，只有在穩定的環境下才能實現改革的目標，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鑒於目前複雜的國內外局勢，大陸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統一領導、指揮和協調，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安全穩定的環境。

　　回顧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迄今，已歷時35年。沿循此次深化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我們不難推想：至2020年，改革的「主體工程」必須完成；接下來，再經過20餘年（即至2040年）的鞏固和完善，大陸改革的「整體工程」將基本竣工。屆時，大陸通過60餘年的改革，將基本完成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從一個傳統的、落後的農業大國發展為一個現代的、先進的經濟和科技強國。通過這樣的暢想，我們似乎看到了未來中國的現代性概貌。

政治改革雛形初見端倪

　　這次改革方案中所涉及政治領域改革亦引各方關注，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目標。

　　誠然，與經改相比，此次政治領域改革的確沒有經改的範圍和力度更大，但與以往的政治改革相比較，此次可謂力度超前。但也有人認為，這次政改沒有「實質性動作」。筆者對此持有不同看法。批評政改「力度不大論」，主要是拿競爭性選舉、政黨輪替等西方民主指標作為參照系來審視這次政改設計。但問題是，大陸從來就沒有按照西方的民主標準去設計自己未來的「政治景觀圖」，而是反復重申「不走西方國家的邪路」。

　　在經濟領域強調「適度分散」，但在政治領域強調「適度集中」，可能是未來大陸改革的一大特點。大陸強調政治領域的「適度集中」，是大陸基於考察和總結國內外現代化歷程的經驗和教訓而作出的選擇。在大陸看來，這是其體制的特色和優勢。

　　首先，強勢政府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發展的基本方向和趨勢。縱觀二戰結束以來，西方三權分立體制結構的重心由議會向行政轉移，即議會主導型三權分立架構，向行政主導型三權分立架構轉變；從一個側面表明，當初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所謂的「小政府、大社會」模式已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難以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國內風雲變幻。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能力由弱勢走向強勢，是西方國家在政治發展中出現的新動向。近幾年西方國家面對各種經濟危機（如歐洲債務危機、美國金融危機等），政府束手無策，難以應對，再次證明西方國家的「政府無力」。從世界範圍看，政府權力的適度集中，是各國應對複雜挑戰的必然選擇。大陸在設計自己的政治體制，自然會借鑑或吸取西方國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其次，從廣大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轉型經驗取得啟示。橫觀東亞「四小龍」均是在強勢政府體制的引領下取得經濟繁榮。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在其1960年代的著作《變革中的政治秩序》中，通過實證主義方法得出研究結論，即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權威對於現代化轉型的成功至為關鍵。試想，大陸在現代化過程中搞所謂的多元、分散，極可能導致杭廷頓所說的「現代化中止」或「民主回潮」。倘若沒有一個適度集中、高度統一的政治權威，大陸或早已在權力分散和多元的呼聲中分崩離析。大陸在強有力的執政黨和政府的導引下，拉動社會的轉型，才未出現當年拉美國家現代化轉型中的回潮現象，也沒有像蘇聯一樣在轉型過程中走向解體。

　　再者，從西方民主體制負面運行效應得到警示。在民主體制中搞分權和制衡，是為防止政府在人們把權力委託給政府後權力異化，以更好地讓政府按照人民的意願去做事。而分權制衡體制是一個內耗結構，相互制衡使得政府「無所作為」，這不是民主的本意和初衷，是對民主精神的背離。當年孫中山先生就發現西方政治體制的這一不足，故提出把政權交給人民，把治權交給政府，實行「權能分立」，進而在「權能分立」框架下來打造一個「萬能政府」。單就強調政府要有「能力」來看，大陸追求一個運行高效、富有權威、能駕馭複雜局勢的強勢政府，與孫中山先生當年追求的「萬能政府」不無異曲同工之處。

政治體制改革任重道遠

　　儘管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被視為是一種較為行之有效的體制，但並非除此之外，其他政治體制都「行之無效」。實踐證明，並非西方的政治體制好，中國的政治體制就一定不好；或者中國的政治體制好，西方的政治體制就一定不好；而是「西方的政治體制好，中國的政治體制也不錯」。故不能以西方國家的體制來否定中國的政治體制，也不要以中國的政治體制否定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彼此各有其特點與優勢，適用於各自的國情；彼此不應以「零和」思維模式來比較和評判對方的政治體制，應超越意識形態的對抗思維。

　　我們說大陸的政治體制是行之有效的體制，是在宏觀方向上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和轉型的現實需要，且其在整體和價值構造上具有自身獨特的政治優勢；並非說該政治體制比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更優越，也不是大陸的政治體制不存在任何問題。事實上，大陸體制所存在的問題亦有目共睹，特別是在權力制約方面。當年孫中山先生在主張打造「萬能政府」的同時，還設計了防止「萬能政府」異變的制度安排，即以人民的「政權」來監督和控制「萬能政府」的「治權」。那麼，大陸在打造強勢政府之際，該用怎樣的制度安排來防止政府權力濫用呢？倘若大陸不能在未來有效解決政府權力濫用問題，及由此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那麼強勢政府就難免遭受各方質疑。

　　另外，未來大陸能否在體制框架內有效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是衡量該體制最終成功與否的決定性指標。大陸能否做到既能發揮政府的權威，又能防止政府權力濫用；既讓政府「有能」，又不讓政府「異化」；既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又能打造一個強勢政府，是大陸領導集體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必須面臨的新課題、新考驗。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