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27歲寫《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為其作序，一時傳為佳話；馬乘風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馮友蘭、嵇文甫亦為其作序，學界為之側目。

馬乘風後來棄學從政，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來台後不久被誣告身陷囹圄，坐了21年的政治牢。結果學政兩空，令人慨歎，所幸有《中國經濟史》傳世，差可告慰。

《中國經濟史》一、二冊，1935年南京中國經濟研究會初版，翌年改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列入大學叢書。其間曾絕版達40餘年，直到1980年12月始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再版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1981，第四冊1984），然而作者卻改為「馬持盈」，以致不少人以為另有其人。

馬乘風生平小傳

馬乘風(1906-1992)，河南省宜陽縣人，幼年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奠下雄厚的國學基礎，及長始入學堂，由小學，而中學、師範，1926年河南中州大學肄業。是時有感內憂外患，乃抱持救國救民之志，奔向武漢，以身許國，並投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加入中國國民黨，卒在該校完成學業。1934年任職於南京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工作之暇，撰成《中國經濟史》一、二冊，約60萬言，時年僅28歲。

嵇文甫在序文中以欣慰的口氣讚許說：「乘風的《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出版了！這一本二、三十萬言的煌煌巨著，預料在中國社會史論壇上要激起相當的波浪。而我個人對於此書尤其是格外的感到欣慰。」馮友蘭之序文亦有類似讚美之辭。可惜在台再版時，兩篇序文雙雙遭到刪去，因二位寫序者均身陷大陸。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馬乘風受北平中國大學之聘，擔任教授並兼北平市立商業專科學校校長，抗戰軍興，國民參政會成立，遂被遴選為1.2.3.4.屆參政員，運籌大計，嶄露頭角，頗獲當局之倚重。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復被延攬為指導組組長。不久，又受領袖蔣中正之命，赴西安協助胡宗南將軍辦理文化出版事業。

抗戰後期，情勢吃緊，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馬先生受命主辦河南地區青年從軍任務，當時國民黨只保有西南一隅6、7個縣份，而從軍的青年竟達8千人以上，雖中樞號召力強，但馬先生發動有力，深受同鄉青年信任，亦為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舉，馬先生襄贊復員工作不遺餘力，旋又膺選為河南省第十區的立法委員，正欲大展鴻圖，卻為時局所迫，1949年倉促隨政府來台。

1952年2月2日夜10時，突被政府以「保匪諜趙守志（曾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委員，扺台後被以匪諜罪處死刑，旋遭槍決）入台，而知情不報」的罪名判處死刑，蔣介石壓下判決書，未交付執行，以致帶著死刑的罪名入獄長達21年(1952-1972)，1972年10月30日獲釋出獄。馬乘風為少數現任立委遭到判刑入獄者，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成舍我、陶百川、龔德柏等人都曾仗義執言，極力營救。雷震曾在《回憶錄》中提及，二人在獄中常以羽球互娛。

出獄後，王雲五特予介紹至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並已獲該校創辦人張其昀所發的聘書，不意數日後該聘書竟被追回，馬先生只好耕讀持家，家計全靠妻子郭扶鸞在台灣銀行中級職員的微薄收入，馬先生因此自謔為「坐家」─坐在家裡的作家。未久，郭女士自台灣銀行退休，因退休金為數不多，靠微薄的利息無法維持家計，只好將其妻省吃儉用，以分期付款方式所購得的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正前方棲身透天厝售出，遠赴美國投靠兒子生活。

赴美僅歷一個月，即行返台，因其子在美平日工作忙碌、辛勞，平日無人與之下棋，了無情趣，在美時常嘆曰：「身居美國，實不如在台坐牢」。返台後，又值房價飛漲，而無力再購屋，迫不得已，遂搬進內湖翠柏新村老人院(谷正綱所創辦)居住。居住該院除需先繳押金50萬元外，每月還需繳管理費及伙食費數千元。

馬先生晚年身體不好，但他直至進入彌留時，仍然耳聰目明，尚能以毛筆書寫遺囑。筆者在其康健時曾親耳聽其誓言比蔣經國長壽，果然在蔣去世後，馬先生健康狀況即每況愈下，終至不治，然而，他提起蔣介石則從未有任何怨言。據悉與當年蔣經國因不滿其愛放言高論批評政府，利用特務濫加逮捕，而蔣介石念其舊情，特壓下死刑判決書未予執行，馬對蔣介石不殺之恩始終心存感激。

我與馬乘風交往過程

馬乘風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於坐牢期間仍手不釋卷，寫作不輟，並且打得一手羽毛好球，出獄後陸續將獄中作品一一出版，除上述一書外，尚有《中國正統思想發展史概論 》、《史記今註今譯 》、《漢書今註今譯 》、《詩經今註今譯》、《中國歷代模範兒童故事集》、《蔣總統與中華文化復興》等書。

筆者初與馬先生並不相識，亦不知其在台坐牢多年，1973年6月筆者曾在《中華雜誌》撰寫「閒話禁書」一文，竟誤將馬乘風《中國經濟史》歸類為陷匪作家作品，幸經地平線出版社的老闆杜育春指正，並告知馬先生近況，乃不揣冒昧向其修書致意：「昔先生之大作絕版久矣，平日難得一見，此間台灣商務印書館亦未曾重印，因此常有人把持該書，冒充權威，而書坊中抄襲自該書之作品者卻屢見不鮮。…愚意以為，若得先生首肯，將該書重印或修訂出版，將造惠學界不淺矣。」

不久獲得先生邀訪晤面，雙方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交談後始知彼自來台後，迄未再睹舊著。筆者適巧自師大圖書館影印上述一書，遂送予馬老參考，還贈其李劍農《中國經濟史稿》一書。未久馬先生將其中第一、二冊稍作修訂，即交予台灣商務印書館在1980年12月出版台一版。至於三、四冊，則馬先生全憑記憶所及（原稿早已散佚），以及近年來的研究所得，重新來過，其記性之強令人讚嘆。

1988年夏，蔣經國去世不久，台灣掀起雷震、孫立人翻案風潮，筆者約了記者訪問馬先生，可惜他尚有顧忌不願多談，致使平反計畫落空。

《中國經濟史》再版始末

《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始自殷商，終於秦末，全書共分四編23章，據馬先生表示，該書初版時第一編為「各家批判」，首先批判郭沫若、侯外廬等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來劃分歷史階段的模式，曲解中國經濟史的謬誤；接著又批判顧頡剛、錢玄同等以無端猜疑的手筆，抹煞西周以前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事實。翌年上海商務再版時，王雲五以顧頡剛時任該館編輯委員，對如此嚴厲批判，頗感為難，遂建議該編刪除，另由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單行本，以致原本五編濃縮為四編。

第二冊始自西漢，終於東漢，共分兩編16章，第一編談漢代經濟之史的發展，第二編為純經濟過程的橫剖。作者在各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擷取當時社會經濟史大論戰時期的成果，從社會生產分析開始，對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較詳細的闡述。

第三冊包括二編，分析從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時代400年間中國政治經濟的動態，以及其間經濟問題的各別研討。從第一、二冊初版至三、四冊出版，中間相隔46年，在沒有原稿可供參考之下，在一、二年內接連完稿，其毅力及記性之強，對一位70歲的老人而言世所罕見。

第四冊始自隨代，終於唐末，共分三編21章，第一編為唐朝政治經濟的綜括論述，第二編為唐代政治經濟的觀察，第三編為唐代諸經濟問題的個別探討。全書係作者本諸民生史觀的基本立場，對隋唐兩代財經問題作橫的、縱的觀察與分析，作者堅定執著於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始終如一，一以貫之。第四冊出版時，政論家司馬文武（江春男）曾在《自立晚報》批露出版訊息。

馬乘風去世時留下已完成的第五冊手稿，馬夫人多次與台灣商務印書館交涉，希望完成馬乘風畢生的心願。可能是銷路欠佳，商務竟然對印行第五冊意興闌珊，致使第五冊的出版事宜迄今仍未定案，誠可嘆也。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