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本土化」占據著台灣文教領域的高地,特別是某些政學媒套用後殖民理論,對文化教育進行「本土/外來」的二元論,以製造異己的方法奪權鬥爭。而近年來,台灣文教已走向多元論,但把中國「他者化」的本質不減反增。
把中國「他者化」
在二元論的主導下,經過藍綠兩黨的輪番實踐,台灣社會與民眾走向集體保守化。由於這20多年來,一直沒有更好的出路,或慣於沒有更好的選擇,台灣在政治上就表現為既不相信「統」,也不相信「獨」,選舉只是「投票教訓壞人」的低能化民主。二元論本身就是比較幼稚、甚至低能的思維方式,它調動人們初階的、童騃的情思頗有效果。但文化教育長年受二元論宰制後,台灣人集體的世界、人生、價值三觀就很難走出幼稚期。畢竟,被二元論建構三觀以後的人,在好壞、黑白之間的官能轉換,是既被動又淺薄的。
時移勢易,二元論逐漸抵不過全球化的論述大潮。眼見中國大陸在全球化方面取得高端成就,甚至逐漸主導全球化;台灣不敢明火執杖地集體反全球化,便逐漸改以多元論的裝扮自居,但本質上還是二元論的意識形態。比如過去自以為是文明進步的日殖品種,就學舌鳴叫中國(人)為「支那(賤畜)」;現在被全球化震矇了,就吃味地改稱中國(人)為「強國(人)」。這種稱呼上的變化,反映二元論造就童騃式知能的可悲。但不論二元還是多元,其不變的論述目的,都是將內在於台灣的中國「他者化」;差別只是前者用對立,而後者用對沖的方法。
原鄉成為「原罪」
以所謂的「外省人」為例,台灣作為華夏邊緣和移民社會,四大族群乃至五大族群的劃分方法,既不是依據各省各地各族的母語方言,也不是依據各群體的風俗習慣,而是完全按照當權派的權力意志和政治標準。如此一來,「原住民」和「新住民」就被定位(弱勢、邊緣),而外省人則被定罪(既得利益)。10年前外省二代語言學學者何萬順對「台灣人」身分做了終審權的詮釋:「外省人」是否得以加入「台灣人」,不是外省人單方面的問題,還需要有多數「台灣人」的主觀意願,雙方面缺一不可。
他把外省人和台灣人相互客體化,而台灣人擁有赦免「原罪」族群的權力。這是將350年來本省人壓迫原住民的原罪,輕易移交給來台60年的外省人。也就是說,由後來的政治難民為先來的經濟難民頂罪,於是經濟難民得以罪贖,而升等為台灣人。至於為什麼外省人有「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原罪」?他說是語言優勢和既得利益。因此他向台灣人提出一個請求:允許外省後代以其原生母語與原生文化作為犧牲祭品,換取其後代原罪的洗滌。
顯然,這是以政治交易的解釋來取代人類學上的認識,從而避免對劃分「五大族群」與建構台灣人的質疑。換言之,外省人的存在和地位無關其語言文化,而在於台灣人的權力意志和政治標準。這可以解釋《語言平等法》和《國家語言發展法》出台後,為什麼數百萬外省人的母語方言被消失;也可以解釋,新課綱所規定的新住民母語為什麼不包括陸配的家鄉話。
從新舊「南向政策」的歷史脈絡來看,台灣中小學語文課綱中那些後殖民語境的多元文化概念,顯示統治階層並沒有揚棄「美日新殖民主義」的體制和價值宰制,反而成為歧視內部族群的「新殖民主」;「原住民」被規訓為「南島民族」,以作為台灣人是「泛南島民族」的鋪墊;外省人則被規訓為「原罪族群」,以禁絕他們的原鄉意識破壞「島國心智」。
原罪思想其實是西方殖民者「教化」、「規訓」殖民地的理由。外省後代的原罪迷思,或灣生的混血崇拜,正反映台灣的後殖民現象;而語言政治和族群政治,正是台灣作為「新殖民地」的主要特徵。當「新殖民主」反覆操弄語言和族群問題時,所謂文化雜交論、融合論或多元論,就演變成包裝階級問題和內部殖民關係的新衣。
以12年義務教育新課綱為例,其社會領域提倡「多元史觀」;而語文領域除了國語文、英語文和第二外語,又有本土語文和新住民語文,也是以多元為訴求。但所謂「多元文化」,正如印度後殖民理論家阿赫默德的提問,究竟誰是多元的主體?按誰的條件進行或認定多元?如果釐清不了,就不過是殖民者的託詞。
況且,母語或族語是家庭或家族的用語,這和放在義務教育共同課程的共同語(普通話、國語)本就不同。外配嫁來台灣,就像嫁到美國的人,都想學習國語或英語。台灣當局背道而馳的作法,只是把學校當作「語言政治」的陣地罷了,既無關本土化,也無關多元化,卻可能因為課時排擠和資源分散,而造成台灣學子任何語文都學不好的「低能化」。
台灣是中華文化組成部分
由於多元論占據了台灣話語權,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遂托庇其下而自居正當,包括性別多元論、慰安婦多元論,台灣地位未定論等,一時間滿載「進步」的詮釋衝動。表現在政治上,所謂反對「一國兩制」,其實在反對「一國」;所謂大陸民主化與承諾放棄武力才能談統一,正是以多元(民主)為藉口,來拒絕政治上的一體(一國)。所謂「這一代人無權限制下一代人的選擇」,也是多元論下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物。這種思維方式,是以二元論為實質,而沒有共同願景或價值的多元主義,台灣的文化教育將因此進一步無厘頭化或低能化。
如此來看,「台灣融合文化優於中華文化」恐怕是一句笑話。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長遠發展,正是因為融合統一、一體多元的型態,包括落地於台灣的文物、古蹟、制度、宗教、飲食、音樂、戲曲、文字、節慶、人倫和閩南話。日本殖民者留下的神社,完全不能與孔廟、關廟、媽祖廟、保生大帝廟相提並論;台灣人每年赴大陸探親、祭祖、就業、求學、旅遊的人數,遠遠超過去日本的人數。日本人來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是為了親睹25萬件來自大陸的古文物,而不是因為台灣「有很濃厚的日本文化」。台灣文教要避免夜郎自大或自我卑賤的笑話,最好認清自己是中華文化主體的組成部分。
(作者係中學國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