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66年1月，由東京轉往紐約進修和研究。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回國後曾任政大校長的張京育，一起上過美國政治的課。在那時，我認識了也在紐約的沈君山。

有一天，沈君山來到我在紐約的住處對我說，他寫了一篇文章，《聯合報》不敢登，你的《中華青年》敢不敢登？我回答他說「原文照登，給你兩倍稿費。」

沈君山此文刊登在《中華青年》第四期（出版於1972年7月1日）題曰「論革新」。我到紐約之後不久，創立了「紐約台灣同鄉福利會」，同時創辦了《中華青年》季刊。

當時台灣的報刊在稱呼國父、總統時，一定會在之前空一格，對中共則必須稱之為「毛匪」；但《中華青年》在國父、總統前不空一格，稱對岸為「中共」。那時在紐約的一些台灣留學生不愛看《中央日報》，但《中華青年》在紐約華人街一本賣兩毛五美元，可以賣到一百多本。《中華青年》在台北使用最薄的紙張印刷，空運到紐約去販售。因文中不稱中共為毛匪等原因，故台灣的圖書館不可能找到此份刊物。

沈君山在其著作《尋津集》第一集卻說，他的那篇文章刊登在《中華青年》第一期，當然是錯誤的。我手上有《中華青年》每一期的目錄，證明該文的確刊載在第四期。

其次，沈君山說，台灣留學生參加密西根大學安那堡左派擧辦的學術會議，堅持到底的只有他一個人，這也不正確。參加該次會議的台灣留學生有將近40人，國民黨美南分部要包括我及劉志同等9個人留在現場，其他的人先退出。我們9個人在會場分開坐，分別陸續發言，等到散會後才離開安那堡。

我是一個有什麼說什麼的人，從來不會說口是心非的話。沈君山對上述兩事記憶有誤，我特在此補正。

另外，沈君山是學者，也是橋牌國手。這使我想起日本也有一位學者，同時也是橋牌國手的山田文雄。

山田是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而被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系趕出校門的河合榮治郎教授的徒弟。

河合被趕出東京帝大時，山田是助教，他和河合老師一起告別東京帝大。戰後，山田擔任過東京都副知事，最後轉任神奈川大學教授，專研印尼經濟。我因研究河合榮治郎的思想，並翻譯過他的著作，在香港《祖國》周刊發表，因此和山田文雄教授有來往。因山田文雄和沈君山有同樣經歷，故順便一提。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