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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交流要堅實民間基礎|王欽 在 Facebook 上分享!

  自從2008年馬英九贏得大選以來,兩岸關係獲得難得的發展機遇,雙方利用兩會模式共簽署19項協議,使得經貿往來和民間交流日益密切。但與此同時,兩岸交流的日益深入並未使得台灣民眾更加認同中國大陸,台灣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重,反倒在馬政府執政期間跌到最低谷。不僅如此,連更低層次的兩岸相互瞭解,現在也並未有真正意義的改善。換句話說,雖然兩岸民眾之間在知識層面上已取得一定進步,但卻並未真正以同理心理解彼此,更何況,還有相當比例的人連知識層面的瞭解都達不到。

  還記得第一次接待台灣來參訪的朋友,他們試探性地問我是不是黨員,以及要不要每天彙報他們的行蹤,言下之意便是我是否表面上是他們的學友,實際上是被派來監視他們的。這樣的問題讓我哭笑不得,只好一五一十相告,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看到這個活動很感興趣就報了名。

  經過半個月的相處後,他們跟我說,以前一直覺得大陸人會很嚴肅,對政治也很敏感,總而言之就是不像他們那麼自由,現在發現並非這樣,大陸學生跟他們一樣,有著許多共同的愛好和習慣,毫無溝通障礙。

  這讓我反過來思考台灣人對大陸的刻板印象,許多台灣人看待大陸人帶有敵意和歧視,對此我深有體會。

  比如我曾談及台灣的民主政治尚有改進空間,就有人指責說,我在大陸被洗腦,帶著偏見看問題,沒有資格評論台灣的事情,更有人懷疑我是大陸派來的「網軍」,妄圖影響台灣的社會輿論。

  仔細梳理這些評論的邏輯,他們是覺得大陸問題叢生,因此生在「落後地區」的大陸人沒有資格評價那些「比較好」的地方,相反,台灣人則可以理直氣壯的批評大陸,因為台灣比較先進。在他們看來,大陸人虛心接受台灣人的教誨才是唯一正確的態度。

  更可悲的是,這些爭論有時僅僅是為了滿足一些人的虛榮心和優越感。過去台灣人嘲笑大陸人窮,但大陸開始富裕後,台灣人又批評大陸人不文明、不自由。誠然,大陸人在整體的文明素質上還不如台灣,但這絕不意味著每個大陸人在個體意義上輸給任何一個台灣人。

  很多台灣人緊盯著大陸人的言行,一有出格之事就頗為興奮,認為終於印證了大陸人的「低劣」。再比如,很多台灣人會很體諒地說:「你們那邊看不到外邊的資訊吧,這不怪你,不過要想知道真相還是應該想辦法瞭解外邊的資訊」。殊不知大陸也可以訪問很多國外的網站,瞭解外界的資訊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困難。

  上面所討論的兩岸交流難題,本質上與兩岸的政治爭議息息相關。兩岸領導人曾不約而同的提出16字箴言,胡錦濤主張兩岸應該「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馬英九則認為應該「正視現實、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從字面上看,雙方有12個字完全相同,但仔細推敲會發現兩者的不同恰恰體現出兩岸的深刻爭議。對大陸來說,「建立互信」是首要的前提,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其他問題,甚至可以放下爭議的部分、尋找有共識的部分加強合作。但對台灣來說,「正視現實」才是一切的前提,沒有對現實的正視則無所謂互信的問題。

  但政治層次上難以建立互信,並不意味著其他領域無法取得突破。實際上,在兩岸經貿往來和政治談判之間還有著廣闊的空間可以有所作為,如果能有效利用這部分空間則可以為兩岸政治爭議的處理積累共識、進而創造有利條件,這就是兩岸民間社會相互理解、建立互信的重要意義所在。

  美國心理學家Gordon W. Allport曾經提出「接觸假說」,在他看來,不同族群間頻密的接觸互動,可以幫助不同族群的人們由熟識而不斷相互理解,這將幫助破除雙方的刻板印象,並避免以類屬、簡化的方式來看待不同族群的成員,增加善意和信任。按照Allport的觀點推論,則可以得出結論說兩岸民眾只要不斷加強交流,現在的認同下降問題只是暫時現象,從長期來看將不構成問題。

  人們對不同群體的觀感並非無本之木,而是受其原有意識形態和教育內容的深刻影響,並不是那麼容易被改變,特別是原本存在敵對意識的不同群體交往時,一方很容易自我保護起來,帶著懷疑的眼光審視對方的一切,抗拒對方對其可能帶來的觀念衝擊。也就是說,當一方帶著偏見審視對方,並且由此認為對方的一切說辭和表像都是偽裝或帶有特定目的,那麼即便交流再多,恐怕對扭轉其刻板印象也是無濟於事。這正是兩岸民間往來過程中的真實困境。

  當然,也並非毫無辦法改變這種情境。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兩造行為者之所以缺乏互信是因為單次博弈的理性計算,但如果是重複博弈,兩造則會想辦法建立規則進而加強互信以免兩敗俱傷,具體到兩岸的民間交往,如果兩岸民眾要真正以同理心理解彼此,進而建立起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的交往關係,並且可以不因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則兩岸民眾必須建構共同的工作和生活圈,進而形成所謂的「命運共同體」。而這一共同體的建立,必須仰賴兩岸官方的自我克制,也就是建立共同行為準則,不能因為對方內部的政治經濟情勢變化而做出政策的大幅度變動,從而讓兩岸的政治經濟環境變得可預測和可信賴,只有這樣,兩岸民眾才能在長期的共同生活過程中不斷破除過去的刻板印象,逐漸接納和信任對方,從而形成穩定、不可逆的民間互信機制。

(作者係陸生,現就讀於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