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台灣、香港都不平靜。先看台灣，歷經反服貿學運、張顯耀案件、「習馬會」破局、馬英九聲援香港「占中」、國台辦強勢回應一系列事件，兩岸關係進入「冷靜期」。表面看，推進「一國兩制」進程受阻，連台灣似乎也從「占中」事件中找到抗拒「一國兩制」的理由。但是香港、台灣種種紛擾，真的是「一國兩制」造成嗎？事實並非如此。

近年來，香港、台灣社會發展停滯，青年看不到希望，草根階層受到擠壓，社會焦慮情緒不斷累積，在尋找爆發點。對特區政府不滿、對普選方式不滿、對大陸不滿，歸根結底是對現實不滿。

21世紀資本主義困境

香港、台灣社會發展停滯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但從本質上講，都是21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困境的縮影。凡涉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資本的逐利性、兩種制度孰優孰劣等問題，往往讓人聯想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認為這僅存在於形而上的理論範疇。但是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大資料、雲計算的出現，讓我們有能力用事實驗證理論，並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典型的例子是《21世紀資本論》，這是最近在歐美備受追捧的一本書，作者皮凱提通過分析工業革命以來，20多個國家國民財富分配的大量資料，得出的核心結論是：在非戰爭時期，資本增長的速度，始終高於國民財富增長的速度。這一方面印證了資本逐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昭示在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下，亟欲膨脹的資本會給社會中下階層帶來巨大的擠壓。皮凱提指出，正是這一規律導致整個社會根源性的不平等。現在西方媒體都關注「占中」，似乎忘記了它正是仿效當年「占領華爾街」運動而起，是青年人對前途感到無望，為表達不滿，而進行的街頭抗爭。

目前，經濟學家聲稱全球經濟正在從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中緩慢復甦，但事實上復甦的範圍僅限於美國，歐洲和日本仍然欲振乏力。即便在美國，貧富分化也越來越成為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葉倫近日表示，美國的貧富差距正處於近百年來最嚴重的時期。每一次爆發經濟危機，都會加劇資本市場的弱肉強食，導致強者愈強，不斷坐大，最終將控制力從經濟層面延伸到政治層面。其結果是，資本財團通過行政、立法機構而影響法律、政策（尤其是稅收）制定，進一步確立對社會的全方位掌控，導致這種強者通吃、貧富分化的局面進一步固化、加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指出，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已經踏上收入水準回歸19世紀的道路，而且正在向『世襲資本主義』回歸」。1990年代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近乎完美，今年卻發表名為《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文章，指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難以克服結構性矛盾，包括兩黨制導致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兩極分化、互相否決，制衡制度演變為惡性均衡，利益集團侵蝕政府運作等等。

這一立場的轉變反映了911事件以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西方國家議會僵局難以打破，政府軟弱無力，分權與制衡所產生的低效率，既無法有效應對地震、颶風等自然災害，也無法反制金融危機、恐怖襲擊等人為災害，這與中國政府在此類危機中的處置、動員能力形成鮮明對比。

「一國兩制」香港實踐

「一國兩制」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同時給兩種制度提供發展平台，賦予其自我展示、和平競爭的機會。香港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財團資本經過多年發展實現了高度集中聚合。迄今香港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不到10%，房價奇高，同時抬高人工成本，多數工農業企業因無法負擔經營成本關門大吉；而零售、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則大多被以李家為首的四大家族控制，以至香港有「李家的城」之稱。這造成兩方面後果，一方面經濟生態多樣性被破壞，社會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年輕人就業及自主創業空間狹窄、生活成本高昂，感到壓力大、沒前途；另一方面類似自由行等經濟蛋糕，好處基本上被財團拿走，普通民眾所獲寥寥無幾，卻要承受擁擠、物價提升的弊端。這都是港人不滿情緒的主要原因。

香港社會有其特殊性，1970至90年代是東方之珠最輝煌的時期，作為中國廣大內地與西方世界的貿易中轉站，香港地位得天獨厚，但是從根本上講，這種特殊優越性根植於東西方交流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的情況，不可能永遠持續。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這種狀況持續了幾十年，以至於香港人視之為天經地義。

1990年代後，隨著大陸全面開放，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迅速崛起，香港地位相對下降。很多民眾將其歸咎為回歸祖國，因為他們最直觀的感受是「回歸之前，蒸蒸日上；回歸之後，每況愈下」，甚至有人喊出「港獨」。這都是沒有意識到過去的繁榮，來自於極特殊的歷史條件，現在的相對衰落，只不過是回歸常態。

同樣是因對社會不滿而發起的占領運動，「占領華爾街」的年輕人認為問題出在金融寡頭、資本家身上，「占中」則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從目前來看，「占中」勢力除打民主牌，依靠空洞的「道義至高點」博取大眾同情之外，毫無優勢可言。由於長期阻塞交通、妨礙經濟民生，香港社會對其僅有的同情心已被消耗殆盡。

近期觀之，「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中遭遇到挑戰，但是從長遠來看，「占中」等事件未必是壞事，真理不辯不明，制度設計也要在實踐中經歷各種考驗，方能獲得生命力，並最終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一國兩制」與兩岸關係

今年以來，兩岸關係發展遭遇瓶頸，「先經後政」變成「只經不政」，由於政治交流不暢、互信脆弱，反過來，又影響了經貿交流合作的深入發展。兩岸交流「先易後難」，難就難在政治上無法實現突破，「一中兩憲」、「一中三憲」等理論有創意，說都說得通，行都行不動；理論上可行，實踐上不可行。

由於經濟體量小、市場狹窄，台灣是「淺碟經濟」，對外依存度高，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台灣經濟就像汪洋中的一葉小舟，很難獨善其身。正如上文所述，當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停滯的時候，資本的膨脹將對社會中下階層造成擠壓，激化社會矛盾。

雖然馬英九每次施政報告都說「拼經濟」，要讓民眾「有感」，但是民眾感受到的是生活日漸艱難，大學生畢業即淪為22K，在這種背景下爆發的反服貿學運，與其說是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焦慮，更多是青年族群對社會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在此情況下，馬英九當局面對民意，只有退縮，沒有引導；面對綠營杯葛無能為力，導致服貿、貨貿卡關，兩岸關係停擺。

事實上，兩岸關係深入發展對台灣是挑戰更是機遇，而台灣疑慮重重，畏首畏尾，原因在於自信不足。

當前，大陸與台灣社會發展勢頭迥異，兩岸之間各方面優劣對比正在發生歷史性轉變。今年以來，台灣先後經歷反服貿學運、政務官內鬥、高雄氣爆、黑心豬油事件、「馬習會」破局，馬英九在極低的民意支持度之下，無力領導台灣走出困局，整個社會沒有方向。而今年大陸強力反腐，立信於民；召開18屆四中全會，確立「依法治國」方略；主辦APEC會議，強力塑造在亞太乃至全球的影響力。

事實上，兩岸關係發展與「一國兩制」互為表裡，其動力就在於兩岸雙方取長補短、良性互動，為同一個目標攜手共進。中共18屆四中全會強調「運用法律手段，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無疑是劃清底線之舉。台灣與其反彈、迴避，不如積極思考、正面回應，通過與大陸連接，融入亞洲區域經濟整合進程，以免落入邊陲資本主義的陷阱。

（作者係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