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去世至今已經滿45周年了（1976年1月8日）。我們懷念他，因為他是兩岸自1949年分隔後，首次會見來自台灣人士的大陸最高層級領導人。筆者有幸從陳逸松先生口中聽到當年他與周總理的會談內容。

兩岸自1949年以後就完全隔絕了。這個水都不滲漏的人為隔離壁壘，直到1970年代初期才開始變化。這個變化的外部環境是中美關係的解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恢復了聯合國的席位。而台灣這邊的因素則是，1970年底、1971年初，在美國、歐洲爆發了台灣海外留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經過這個運動，海外的台灣留學生開始有機會瞭解、認識新中國。

首先，有五位台灣留學生在1971年9月赴大陸訪問，這是1949年以後第一次有來自台灣青年的大陸行。周總理1971年11月17日接見了他們，談話從晚上9點多至淩晨4點。之後陸續有保釣留學生和華僑赴大陸訪問，而周總理又接見了三批訪問團。

當時生活在台灣島內的人依然無法赴大陸，即便有人想通過香港、日本前往，但都擔心回台灣會有牢獄之災。在這樣的環境下，陳逸松先生1973年趁他出遊日本、美國，毅然接受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到了北京，造成轟動。可以這樣說，陳逸松是自1949年後第一位從台灣到大陸的台灣省籍知名人士。

陳逸松1931年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學科畢業，並獲文官高等司法科合格，成為律師。早在1930年代，台灣共產黨遭受日本軍政府迫害時，陳老便曾挺身為之辯護。他們都是台灣早年在日本統治下為謀求台灣解放，具有現代科學社會主義認識的先知先行者。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陳老是處理委員會的成員。五、六十年代，陳老在台灣執業，廣結善緣、是知名的律師，影響力很大。陳老曾競選台北市長，敗給國民黨籍人士。不論是在日本統治時期，還是光復後國民黨統治時期，陳老一直進行不屈不饒的抗爭，這是歷史的公論。

我是1975年3月11日和其他6位台灣省籍的朋友第一次從美國到大陸的。當時，對台的工作是由周總理直接領導，具體的工作則由羅青長負責。我們到北京後，在3月20日下午，應我們的要求，接待部門安排了我們和陳逸松先生夫婦在華僑大廈見面。我們和陳老夫婦素昧平生，都是第一次見面。

我記得陳老比我大40歲。當時陳老已年近70，而我30不到，是兩代人。我至今尚能記得當時的情景：大家能在異地的北京見面，既感欣喜，像是回到了家鄉一樣，但談及台灣的親人又有無限感慨。當時陳老向我們講述了不少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日本統治的事情，也講到二二八事件，五、六十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等等。陳老也鼓勵我們多為台灣的前途奮鬥。

陳老還提及他三次和周總理談話的情況。陳老向周總理敘述了台灣人民的處境、心結，周總理詳細詢問了台灣的人民生活狀況，並表達統一後會尊重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意願。當時周總理雖然日理萬機，又患病在身，但他對來自台灣的人包括留學生，總是熱情洋溢，真誠相待，不恥下問，想瞭解台灣的情況，有時通宵徹夜談話，長達八小時。陳老提及，有一次，周總理只能在陪外賓出訪的途中，在火車上約陳老談話。

在北京期間，我們曾多次到陳老居住的王府井金魚胡同宅處，和陳老長談。這些雖已是46年前的往事，但至今仍歷歷在目。陳老在大陸這段時期的經歷，包括他對大陸法制建設的意見，在他的回憶錄中有詳細的記錄（《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曾健民著，聯經出版，2015）。

最近，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的何玉在《周恩來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中發現這樣的記載：1973年6月19日，會見並宴請台灣知名人士陳逸松和夫人，闡明對台灣問題的看法，指出：我們希望儘快解決台灣問題，但「傳檄而定」的時候還沒有到。要造成一種形勢，把各種條件都估計足，目前，國際形勢是最主要的條件。

1983年後，陳老則常住美國。記得八十年代末，陳老夫婦曾回北京，我們還曾一同遊玩了大觀園景區。1997年，我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後特別到休士頓，拜訪了陳老夫婦。這也是我最後一次和陳老見面。陳老於2000年7月5日在休士頓去世。

陳老一生閱歷豐富，經歷整個20世紀，是台灣現代史的見證者，是台灣人寶貴的財富。

今天，兩岸關係已和50年前大不相同。然而，我們不應忘記今天兩岸和平發展，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是包括如陳老這樣的多少人，經過多年有血有淚的努力，才實現的。陳老當年能衝破阻禁來到北京，見到周總理，詳細討論台灣問題的解決，應是兩岸關係史上重要的一頁。緬懷前輩人所付出的艱辛，以激發後人繼續奮鬥，則是我們緬懷陳逸松等上一代人的意義所在。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