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前的7月7日晚，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了蓄謀已久的盧溝橋事變，拉開了全面侵華的序幕，給中華民族帶來沉重的災難，給億萬炎黃子孫留下揮之不去的傷痛。事變發生後，引起了國內外形勢的一系列變化，吹響了全民族抗戰的號角。

事變前的蔣介石與毛澤東

盧溝橋事變爆發前，中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計畫曾一度擱淺。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毛澤東在國難日深的情況下，表示紅軍願意在國民黨停止進攻蘇區、保障民眾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保衛中國三個條件下，與中國的任何部隊訂立作戰協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此時的蔣介石因顧慮中日兩國國力、軍力相差懸殊，對日極力「忍讓」,「力避衝突」，同時又以「攘外必先安內」為由繼續「剿共」。

熟料，日本侵華政策既定，亡我之心不死，繼九一八事變後，於1935年又悍然發動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陷入危急之中。蔣介石也開始調整其國內外政策，一方面打算利用蘇聯牽制日本，另一方面，試圖調整與中共的關係。

毛澤東鑒於新形勢，提出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等五點意見，同意與國民黨「磋商大計」。但蔣介石沒有接受五點意見，談判未果。

1936年上半年，日本侵略勢力步步深入華北，支持偽蒙軍向綏東、綏北逼進。面對日軍侵略行動的升級，蔣介石表態：「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並召開國防會議，商議局部對日作戰計畫。

對蔣介石對日態度的轉變，毛澤東致信王以哲表示：蔣介石的政策開始有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願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但由於在政權、軍隊、根據地等根本問題上未能完全達成協議，直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雙方結束了內戰，卻仍未能建立起統一戰線。

事變後的毛澤東

盧溝橋事變突發，成為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的轉捩點。事變發生後，毛澤東立即致電蔣介石請求其：「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並表示：「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又立即致電國民黨部宋哲元、張自忠等人，請他們策勵全軍，與日寇決一死戰！毛澤東還分別致信宋慶齡、蔡元培、李濟深等人，請他們利用各自的資望和地位，積極回應和推動統一戰線的組成。又致電中共的地方負責人及時與當地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統一對外之陣容。並接受西安救國團體向中共提出的增援華北等四項建議，請他們努力與國民黨政府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

為動員群眾全面抗日，毛澤東出席了各種群眾集會號召全面抗戰。如7月18日延安市民眾舉行援助平津抗戰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報告了盧溝橋事件的經過及最近情況。到會者數千人。大會通過了致29軍將士電，也將為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示威遊行。8月1日，延安召開第一屆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毛澤東出席開幕式並作演講。他說：「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方針，這個方針就是堅決打日本！立即動員全國民眾，工農商學兵，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聯合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的鬥爭！」

在呼籲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同時，毛澤東加緊進行對各路紅軍的改編工作，做好各項應戰準備。他就紅軍改編後的組織序列、各級首長名單、裝備等事宜，接連致電在外談判的周恩來和佈防在各地的軍政首長。鑒於華北危急，而蔣介石又遲遲不下達紅軍改編的命令，7月1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提議將紅軍27軍、28軍、32軍各改為團，加上騎兵團編成一個小師先期調赴河北應戰。

為加強抗日訓練，毛澤東建議紅軍大學增加抗日課程，並親自抽調一批幹部和抗大學員充實各部隊。又派人分赴鄂豫皖、閩浙贛等地，向南方紅軍游擊隊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他還認真研究紅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行軍路線和作戰區域，並致電葉劍英等同防守之國民黨配合作戰，深入敵後，打其後方。在毛澤東的積極主持下，紅軍的改編和抗戰準備工作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為紅軍早日開赴抗日前線創造了條件。

為闡明中共全面抗戰的方針，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國共兩黨對盧溝橋事變的兩個政治宣言主張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這是對付日本進攻的第一種方針，正確的方針。」但是在平津之間的漢奸和親日派分子積極活動下，還有妥協退讓的第二種方針的可能。必須堅持第一種方針，反對第二種方針。文章還提出實現堅決抗戰的一整套辦法：全國軍隊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實行爭取英美同情的抗日外交；宣佈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並立即開始實行；文化藝術宣傳一切合於國防教育，禁止漢奸宣傳；實行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

事變後的蔣介石

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把蔣介石從有限妥協推上了抗戰的道路。

7月8日，蔣介石得知盧溝橋事變後在日記中寫到：「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其時乎？」雖然此時蔣對抗戰尚存疑慮，但仍然指示29軍軍長宋哲元說：「宛平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並令開封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先派1師至黃河以北，在開封、鄭州集中車輛，兩師以上部隊可隨時開動。

7月9日蔣介石迅速調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部兩個師、第40軍龐炳勳部，以及第85師高桂滋部開赴保定、石家莊一帶馳援29軍。10日面對宋哲元搖擺於戰、和之間的態度，電令其「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又向全國各行營、綏署及各省市發出一封密電交代「全國各地方、各部隊仍應切實準備，勿稍疏懈，以防萬一，是為至要。」這實際上是對全國、全軍的動員令。

除著重對平津華北防衛作具體軍事部署外，蔣介石令何應欽速回南京，籌謀全域對日方針。何應欽受命後連日召集會議商討對策。最終確定對策為：1、關於軍隊作戰序列：將全國軍隊悉數編入抗戰序列，擬定大本營及各級司令部之編制；2、關於彈藥準備及分配：依作戰之要求，分設彈藥總庫及分庫各若干；在長江以北應屯積三分之二，長江以南屯積三分之一。一旦被日軍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3、關於後勤保障及民眾利用：購辦糧秣，積極進行交通通信之整備，成立鐵道運輸司令部，設置兵站。補充兵員及組織訓練民眾。做好全面應戰的準備，為全面抗戰的進行提供重要保證。

在對外方面，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立即命令外交部長王寵惠謀劃對日交涉和抗議。王寵惠受命即密電外交部次長陳介，請其立即派員向日本大使館口頭嚴重抗議，並勸告日方彼此先即停止軍事行動。

王寵惠返回南京後不久，向日駐華使館提出解決事件的三項原則：「一、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二、雙方出動各部隊回原防；三、盧溝橋仍為中國軍隊駐守。」為日本所拒絕。

由於中日直接外交未取得任何成效，蔣介石試圖通過第三國和國際外交活動阻止日本侵略。7月15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在南京向王寵惠提出調解的意見，並問中方是否願意事態擴大。蔣介石得悉之後，即表示:「中國絕對的只謀自衛，不願擴大，並願接受英方斡旋。」日軍不但拒絕這一建議，還將戰爭責任加諸於中國。至此，和談大門被關閉。

抗日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日本的強硬姿態再度刺激了蔣介石。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講，稱「盧溝橋事件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是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國民政府領導人首次公開發表的聲明，標誌著國民政府對日方針的根本性轉變。

蔣介石在對日方針發生轉變的情況下，受全國各界人民強烈要求團結抗戰的影響，終於9月23日發表正式講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至此正式形成。從此，國共走上團結抗戰的道路，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

回顧歷史，不僅促使我們緬懷保家衛國的英雄先烈，也提醒我們以史為鑒，勿忘國恥，加強團結，只有民族團結才能抵禦強弩；只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實現和平崛起，贏得世界尊重。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