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7月7日，是七七抗戰77周年紀念日。提到抗日戰爭，迄今國、共兩黨對彼此在抗戰中的歷史評價仍未取得共識。由於篇幅所限，作為史學交流，筆者在這裡介紹一下大陸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

回歸史學春秋之筆，大陸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從來不是籠統的，而是分層次的。

肯定國民黨抗日史績

2014年6月13日，騰衝國殤墓園響起《安魂曲》，600多名中國遠征抗日將士的遺骸骨灰，在各界人士及騰衝當地民眾的肅立注目下，終於從緬甸各地歸葬 國殤墓園，葉落歸根。幾百名中小學生高高舉起右手，向忠魂敬禮。這是騰衝第二次迎回中國遠征軍抗日陣亡將士在緬甸的遺骸，對忠魂的崇敬和懷念也不是從2014年才開始的。

除了大陸領導人多次公開肯定國民黨愛國官兵的抗戰之外，實際上，無論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前的局部抗戰中，或東北軍愛國官兵奮起抗戰的瀋陽北大營突圍戰、錦州退兵之戰、黑龍江江橋抗戰、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察東抗戰、綏遠抗戰，還是1937年7月後全面抗戰期間戰略防禦階段正面戰場的忻口、淞滬、徐州、武漢會戰，相持階段的1939年冬至1940年春的冬季攻勢、1940年3月的江西上高戰役、5-6月的棗宜戰役、中條山戰役、宜昌戰役，大陸史書上都有明確記載及正面評價，並最晚在1980年代初的大、中學歷史教課書上就如此記述了。

如綏遠抗戰，作為正面戰場局部抗戰中取得完全勝利的重大戰役，當時就被毛澤東稱為「全國抗戰之先聲」。大陸史書評價江橋抗戰：「是中國軍隊第一次有組織的規模較大的抗擊日本侵略的重大戰役，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上高戰役：「國民黨軍頑強作戰，打死打傷日軍2.4萬餘人，被稱為抗戰4年來『空前未有之大捷』」；棗宜戰役中「國民黨愛國將領、第1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率部與敵激戰，身先士卒，親自在陣地上與敵白刃格鬥，最後壯烈殉國」。

就戰略防禦階段正面戰場的抗戰，史書指出：「在上述戰役中，國民黨軍廣大愛國將領和士兵，表現了空前未有的抗戰熱情，為保衛祖國英勇奮戰，傷亡達80多萬人，為中華民族做出了很大犧牲，在中國抗戰史上譜寫了壯麗篇章。這些戰役，給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狂妄計畫，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對抗戰的戰略防禦起著重要作用」。其中徐州會戰中的「台兒莊大捷」不僅永著青史，更被大陸拍成電影予以致敬。

1939年1月，毛澤東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刊詞中說：「八路軍、新四軍的這些成績從何而來？其中友軍的協助是明顯的，沒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的開展敵後游擊戰，沒有同處於敵後的友軍配合，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這是對國民黨愛國官兵抗戰表現的認可。

批評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

正面戰場上國民黨愛國官兵們的浴血奮戰，卻難以扭轉正面戰場的整體敗績。為何？

一是片面抗戰路線揚短避長，放大敵強我弱的劣勢。就抗戰全局來講，蔣介石國民政府雖然擔負著全國抗戰之責，但由於其執行了一條片面的抗戰路線，看不起人民的抗日力量，沒有發動甚至排斥各階級階層的抗日民眾參與抗戰；加之片面抗戰路線必然導致單純依靠正規軍作戰及其消極防禦的陣地戰術，也使得正面戰場上，敵強我弱的劣勢完全凸顯。這就導致在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日寇處於進攻階段，並以正面戰場為主戰場的15個月中，國民政府的軍隊除在台兒莊戰鬥取得勝利外，其他會戰都以節節敗退而告終。

日本長驅直入京、滬、漢、廣，打通南北動脈，華北、華中、華南大片江山淪入寇手，灑滿國民黨廣大愛國官兵抗日熱血的國土，不斷被日本侵略者占領，嚴重打擊了國軍的抗戰士氣。而中國廣大淪陷區、非淪陷區的各階級階層的抗日民眾、團體在缺乏有效領導下如一盤散沙，凝聚不起團結的抗日力量，嚴重流失了民間抗日力量。

二是剿共政策干擾了國民政府的抗戰意願、決心、信念，影響了國民政府的抗戰路線和政策的制定，並導致14年的中國抗戰中，國民政府真正專注於抗日、積極抗日的時間不多。縱觀國民政府的抗日路線、政策，剿共是其念念不忘的核心任務。從九一八事變爆發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期間，國民政府為了盡快剿滅中共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和蘇區，曾以妥協、投降來應對日本侵略，致使當時黑、吉、遼、熱東北四省、華北北部國土大量淪喪。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開始聯共抗日，但在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日本調整軍事部署，將進攻重點轉向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對國民政府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迫降為輔的政策，國民政府為了阻止中共在抗戰中發展壯大，又開始尋求與日本的妥協甚至合作，並至少兩次掀起反共高潮。特別是1940年展開「冬季攻勢」之後，國民政府再也沒有積極對日作戰的意圖了。而到戰略反攻階段，1944年日軍展開粵湘桂戰役時，國民政府更採取消極抗日、避戰觀戰政策，使得國民黨軍隊逐漸喪失戰鬥力，導致日軍以8個月的時間佔領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以及洛陽、長沙、福州、桂林四個省會在內的146個大小城市，占領了7個空軍基地和36個大小機場，20餘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淪入寇手，6千萬同胞處於日寇鐵蹄的蹂躪之下，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對此，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1944年是抗戰以來「危險最大憂患最深的一年」。

應該說，大陸對國民政府抗日的批評，集中在對其錯誤的路線方針，以及由此而確定的戰術上，因為抗日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與否，對抗日的成敗起著關鍵的作用。而面對外族侵略，反侵略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就在於是否符合中華民族整體的根本利益。這一點對當代的兩岸關係，仍具有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