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第四次會面

又過了兩年，1988年的5月22日，自美東飛抵香港，24日轉往廣州，出席在中山大學召開的陳寅恪學術研討會，會後於6月2日清晨飛抵北京，宿於玉淵潭之望海樓，步行可至錢府，遂於6月2日下午3時往訪。錢先生垂詢廣州陳會經過後，謂陳先生不喜共產黨，瞧不起國民黨，既有遺少味，又不喜清政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並重申前說。

我問馮依北究系何人？答稱據知馮原姓劉，詩中如徹骨云云，宋詩多見。我曾寄先師蕭公權《跡園詩稿》與《畫夢詞》，故問意見，錢先生答稱蕭先生自是名家，今能此者已不多，惟不免舉輕若重耳。葉公超亦喜作舊詩，差蕭先生遠矣！因謂許多名人之透明度，日見昭然，如毛、如魯迅皆然。歷史確須不斷重寫，即因透明度之日見昭然也。

我曾寄胡頌平記《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其中胡說未曾見過錢鍾書，錢先生曾回函說博士健忘。此次又提到此事，錢先生說不僅見過，而且見過三次。第一次在上海合眾圖書館。第二次在陳衡哲家吃飯，陳以蟹殼黃小燒餅待客，胡嫌寒酸，故印象深刻。第三次談時事，大意具見胡日後發表之Stalin's Grand Strategy in China反共文字中。錢先生曾提到胡適品格高，因當時世人皆以為胡不二色，尚不知胡身後出現不少豔聞也。

錢先生謂近年收到不少台灣出版之書，少見精彩之作。錢賓四雖是史家，然其回憶錄極不可靠，所記事之時間也多舛誤，若謂在常熟見到子泉、鍾書父子，大謬不然，錢先生說生平不曾到過常熟，感歎如此歷史與「fiction」何異？今日回首往事，侍談極歡，甚感與錢先生相識恨遲，相見恨不永也。

1989年後被病折磨

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震動一時，我曾去信問安，7月13日楊先生回函說：「北京動亂，謠言滿天飛，官話當然不如謠言動聽，但我等身居此間，深知官話非全飾說。我等皆安好，請勿念。」錢先生附筆說：「奉書彌感關注，愚夫婦托庇平善，此生尚有晤面期也。17世紀英國詩人Earl of Roscommon有言：『It was best to sit near the chimney when the chamber smokes』，言殊中肯，吾兄尋味之，一笑」。後來收入《槐聚詩存》的《閱世》七律，即記此感也。

錢先生於1989年之冬，劇發喉炎，牽動哮喘宿疾，來信說：「幸醫藥及時，未致狼狽，然奄硠二月餘，亦甚委頓」。1990年後，右拇指痙攣，「舉毛筆如扛鼎，用鉛筆寫亦不能成字，甚矣吾衰」！此後錢先生病軀日衰，常住醫署，未便造訪，但從通訊中，可知他病得很辛苦。他於1994年2月23日來函有云：「去春住醫院三月，臥手術臺上六小時，割去左腎（乃Big C），內人陪住醫院，辛勞萬狀，渠身本患血壓、心臟，以此加劇。出院後又逢寓所修繕，椓椓丁丁，晝夜喧擾，如是者又四月餘。現在愚夫婦皆惶惶以就醫服藥為常課，謝絕一切外務。」此為1993年3月5日動的大手術風險很大，幸而順利完成。

1994年7月，錢先生因肺炎住院，卻又發現膀胱中有癌細胞，經由鐳射切除很成功，但導致僅存的一腎，功能衰竭，利用人工腎應急，一個多月後始解除危機，改用「透析」(haemodialysis)法，使腎臟功能有所恢復，在扶持下可走幾步路。到10月底又因感冒而引發高燒，變得極為虛弱。因用藥無效，高燒不退，精神不濟。錢先生病情反覆，甚是辛苦。

到1996年，錢瑗也病倒了，入住西山腳下的北京胸科醫院，我與內人曾寄卡祝她早日康復，並寄送《理智與情感》英文版錄影帶，讓她在病中觀賞解悶，她很高興，對病情表示樂觀，哪知檢查的結果是肺癌晚期，自此再也沒有接到她的來信。他們仨感情深厚，錢瑗得了重病瞞著母親楊絳，楊絳知道後，更不敢告訴臥床多年的錢先生，最後還是瞞不住，也免不了刻骨銘心的悲痛。錢瑗於1997年3月4日病歿，錢先生於翌年12月19日逝世，只剩下楊絳一人年過期頤。

錢先生謝世後，楊先生曾於1999年初惠函，我於1月23日回信說：「元月五日手示，昨始遞到。晚於上月二十日即得惡耗，又看到李慎之先生在《新民晚報》上的文章，以及新華社的報導。默丈走得如此灑脫，真似化鶴歸去，其境界遠遠超越塵世。我想若追隨眾賢之後，寫悼念文章，不如寫一本書作為永久的紀念」。我在信中還提道：「上月在南加州與何炳棣先生聚談了幾次（記得默丈在信中提到何先生與你有姻親），何先生看到我寫的《史傳通說》，笑稱『儼然錢體，難怪他會視你如忘年交』。我聽後慚愧之餘，又感榮幸」。

我寄給錢先生求教的拙撰之中，他的確最喜歡《史傳通說》一書，於1988年12月16日來函曰：「奉書及惠賜新著，喜甚。弟序之、題之，兄猶以為未足，並以拙稿傳真，榮寵至矣！何以克當？新著快讀一過，學識明通，詞筆雅適，新舊學者，儕輩中無足偶比；齒及不才，再三再四，獨不慮偏愛之譏乎？是則美中不足耳！」我更感激的是，錢先生於讚賞之餘，也指出書中的缺點：「大著已卒業，通識博聞，益我神智，開我心胸，必為名世之作。體例極具條貫統紀，吾國《史通》而後，無此綜賅之著，而文筆亦明暢可誦。百尺竿頭，求更進一步者，則援征近世學人著作較夥，求之古籍者較少。即就第一篇引拙著，『非記言乃代言』一節論之，弟原引Livy, Hegel既早在當世學人持此說之前，而Hegel之言，實即本於Thucydides自道（詳見《談藝錄》補訂本頁363-365）。兄先引Thucydides自言，而附近世學人之說於後，庶幾窮源探本，而非數典忘祖矣」。又說：「讀吾國及歐美近日學人著述，每有「To cite as an authority a modern academic where he may use a classic author」之歎，故於兄有厚望焉，不惜遭高明之嗤鄙也」。

曾有人批評錢先生「厚古薄今」，不重視近人著作，其實是誤會，他要強調的是「窮源探本」，重視原創。古典成為經典自有其高度的原創性，後人引用闡發，不能掠美。借用錢先生的話說：原創者是「說自己的話」，引用者是「說人家的話」，不能「用自己的嘴，說了人家的話，硬說嘴是自己的，所以話算不得人家。」做學術研究勢必要認清誰說的是自家的話，誰說的是別人的話。

2003年10月拜訪楊絳

我於2003年10月赴天津參加梁啟超學術研討會後，於16日轉往北京。翌日九時半往訪楊絳先生。進門見客廳如舊，牆上改掛陳石遺的對聯與條幅各一。楊先生說我的「槐聚五論」，文長百餘頁，很能闡釋鍾書的想法，惜鍾書不能見之。她氣色甚好，健步又健談，只是有點耳背。她說錢鍾書留下不少尾巴由她來收拾，有許多煩心的事。

她送我《圍城》中英文對照本，並簽名代奉，又示我已出的手稿影印本三巨冊，十分壯觀。楊先生特別提到，鍾書晚年很欣賞陳寅恪的詩，曾說早知陳先生如此會作詩，在清華讀書時，一定會選陳先生的課，成為恩師，但也不必諱言，他們在釋詩上有不同的看法。

楊先生說：夏志清寫文章談《我們仨》說錢瑗嫁給工人，一事無成，皆非事實。錢瑗先後二次結婚，夫婿都是書香門第；而她的英語教學事業在北師大有目共睹。楊先生說：夏捧錢鍾書卻又捧張愛玲，而張在淪陷區上海曾參與東亞共榮活動。夏志清稱楊絳為「大姐」，因他曾court小妹楊必。接著楊先生說：有一位海外作家，寫錢鍾書傳頗令她失望，她提供的資料未善加利用，卻多有侵權，最不可取的是引用明顯不實之事，雖略做辨正，卻又何必？

午時吳學昭女士來，我們步行至三和居午餐。楊先生很少外出吃飯，文革後這是第二次，上一次是與親家吃飯，吳女士說善儀與我的面子大。三和者，天和、地和、人和也，名菜有清蒸桂魚、香酥雞、紅燒烏參。錢先生生前有意將所藏《柳如是別傳》相贈，其中頗多批注，但吳女士在席間說，此本已不存在。楊先生於錢先生身後，整理編輯遺稿，不遺餘力，大量讀書筆記之出版，嘉惠學子，闕功至偉。楊先生十餘年來勤於練字，書法亦已自成家。錢先生生前所謂「最賢的妻，最才的女」，誰曰不然？楊先生於2016年5月25日才與世長辭，享壽105歲。

讀學孤行，置毀譽於度外

語云：「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錢先生亦難免。錢學得自天賦、得自家學、得自時代。而三者，後人難以兼有。錢先生與世無爭，有如市隱；然而凡具風骨的學人，多少有「知識人的傲氣」，何況錢氏博學多識，論文閱世每能推見至隱，不免直言無忌；固然有人賞識，然亦有人難以忍受，嘲諷其不饒人之性格，視其批評為罵人，最顛倒黑白者，莫如扭曲其淡泊名利為熱衷名利。其晚年盛名非其預期，更非追逐可得，只因時空巨變，其學始大顯於世。但盛名之累使其不得安寧，自歎「浮名害我」。

錢先生晚年逃名唯恐不及，北美名校屢以講座邀請，西歐漢學會議以貴賓相招，均一一婉拒。利由名而來，無非是暢銷書的稿費，最後錢家所得之巨額版稅，由楊絳先生全數捐作清華獎學金，嘉惠學子，令人感佩。

錢先生獨學孤行，置毀譽於度外，自謂已至諛不喜而毀不怒的境界。但盛名之下，無端之傳聞不斷，仍使他感到困擾，於言談間感歎「老糊塗信口開河，小鑽風見縫插針，一人言虛，萬人言實」，殊覺無中生有、積非成是的無奈，嘗告誡我輩曰：見此等消息，必存戒心，無採入傳記也。錢先生晚境如此，自比湖上朝天之龜，動彈不得，深憾「人海無風亦起波」，痛恨為「眾蠅所啄也」。

猶憶1982年2月返美前辭別，來書云：「得書知返美期逼，未能把別，益增惆悵」，並自謂：「七十老叟誦少陵詩：『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之語，此別益覺淒警矣」！情誼如此，令我感愧不已。至今回想，當時吾尚在壯年，歲月不居，而今已八十老翁矣！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