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一生不間斷地寫了50年的日記，卻有部分年月出現空白，作者從胡適的感情生活及紅學研究兩個面向，揣度日記何以出現空白的原因。

    2015年11月出席台北「全球視野下的漢學新藍海國際研討會」，在開幕式上聽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說，「應學會從史料的空白處進行思考」，讓我聯想到1990年遠流出版公司《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印行說明：「從1911年的美國留學生時代，直到1962年發病去世為止，胡先生一共不間斷地寫了50年的日記。」而吳大猷《〈胡適的日記〉序》則謂日記尚有「未刊出」、「是否存在尚未明」兩類，指的便是日記的「空白」。

筆者以下就感情生活及學術研究兩方面，臆測胡適日記何以空白的原因。

隱藏感情生活

徐志摩之死帶來的日記糾紛，曾給胡適強烈刺激。1931年11月22日胡適在日記寫：「為了志摩的半冊日記，北京鬧的滿城風雨，鬧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寧。今天日記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讀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冊的後幅仍有截去的四頁。」

胡適顯然是想到自己也有類似問題，這就是他與江冬秀婚禮的伴娘曹誠英（曹珮聲，1902-1973，安徽積溪人）1923年的煙霞洞之戀，遂急忙加以處置，造成當年日記6月9日起至9月初止有三個月的「空白」。然所欲隱去的感情經歷，在未刪日記中仍有蛛絲馬跡可循。此前5月24日「得信」中有珮聲，5月25日「作書與珮聲」，6月2日「收信珮聲二」，6月5日「收信」中有珮聲，6月6日「發信」中有珮聲；此後9月12日「晚上和珮聲下棋」，9月13日「下午我同珮聲出門看梅花」，9月14日「同珮聲到山上陟屺亭閑坐」，9月16日「與珮聲同下山」……。

與曹誠英的婚外戀，引來許多遐想與發揮，但就現實層面而言，卻是無限煩惱的源頭：江冬秀要自殺，胡適要「面子」，只好讓曹誠英墮胎。忠於日記的胡適，忍痛毀去了三個月的珍貴記錄，將對曹誠英的深情埋藏心底，可謂「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南港胡適紀念館的櫥窗裡，陳列著徐志摩親筆信封：「杭州西湖煙霞洞 胡適之先生 硤石志摩」，為這一段「非關木石無恩意，為恐東廂潑醋瓶」的歷史做了旁證。

關於紅學研究

再說學術著作。胡適的紅學研究，只有「大膽的假設」，卻缺了「小心的求證」，因為《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以下簡稱「甲戌本」）這個「證據」，是別人主動送上門來的。按胡適1924年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中對「證據的態度」，來追究「甲戌本」的來歷，得到的答案應該是：

一、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在上海，是賣書人主動送上門的；

二、什麼時候尋出的？─1927年，離曹雪芹去世已173年；

三、什麼人尋出的？—胡適1928年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說：「去年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1961年的《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說：「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裡的歷史。」而《歷史檔案》雜誌1995年第2期，公布了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給胡適的信（此信及信封保存在北大胡適的檔案裡）：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惟祗16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閱。手此，即請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5月22日

信紙為32開紅豎格8行，四邊為紅五星花紋，下邊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樣。信封正面寫有「本埠靜安寺路投滄州飯店，胡適之先生台啟，馬霍路德福里390號胡緘」，郵戳為「16年5月23日，上海」。據小注，此信保存在胡適收信的檔案夾裡。

四、依地方和時間來看，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胡星垣自言曾讀過《紅樓夢考證》，深諳胡適的「需求」，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他，所以胡星垣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胡適看，料定他一定會買。胡星垣沒有講清楚這本書的來歷，他與曹雪芹的關係，與脂硯齋的關係，看起來沒有做證人的資格。

五、這個人就算有證人資格，而他信中所言的真偽難以確定。我注意到首頁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塊紙，這是有意隱沒這部書抄本從誰家出來的蹤跡，所以毀去了最後收藏人的印章。藏品講究的是傳承有序，收藏人的印章如果能給藏品增添價值的，是不會隨意撕掉的。只有印章的存在會影響藏品的價值，藏主才會決心撕掉，因而有作偽的可能。

胡適事後多次表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但胡適1961年在「甲戌本影印本」中說：「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於是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裡，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則是胡適回信的鐵證。胡適既認定「甲戌本」是珍貴的古籍，不與近在咫尺的賣書人直接商洽，完全不合情理；且雙方見面的邀請，須由胡適發出，要點是約好會面的時間和地點。

胡星垣其人的真姓實名、籍貫、住址、經歷，胡適豈能不認真仔細瞭解？信封的馬霍路德福里390號，就在現今延安東路原1230弄，是確實存在的地名；信箋的新新公司，是1926年由華僑劉錫基、李敏周創建的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之一，可見胡星垣絕非滿街叫賣的貨郎。胡適5月17日方到上海，不出五天就打聽到下榻於滄州飯店，情報之神速，更證明胡星垣不是凡人。《胡適日記全集》編有人名索引，這個叫胡星垣的「藏書家」，在新月書店冒了一下頭，就不見了，豈非怪事？

諺曰：「買賣全憑眼力，真假各安天命。」胡適也許已經感覺買到了贋品，但「甲戌本」又確實提供了需要的資訊，不捨得輕言拋棄，只好將1927年2月5日至1928年3月22日的日記刪除，隱瞞了賣書人的地址和姓名，掐斷了尋訪「甲戌本」流傳的線索，造成日記13個月的空白。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