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若曦，本名陳秀美，1938年生於台北縣中和，1957年自北一女中畢業，進入台大外文系，與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等同學創辦《現代文學》雜誌。1962年留學美國，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系碩士。

1966年與丈夫前往中國大陸，1973年舉家移居香港，開始將在大陸的耳聞目睹寫成短篇小說，陸續在香港《明報》發表。1974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完成短篇小說集《尹縣長》，1976年由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轟動一時，被譽為「傷痕文學」之始。1979年應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之聘，移居美國舊金山。1989年創組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並當選首任會長。1995年回台定居，先後出任中央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及台灣大學的駐校作家，南投縣首任駐縣作家(2000)、著作權人協會祕書長(2001-2004)、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理事長(2006-2007)。現為晚晴協會、荒野保護協會、銀髮族協會的終身義工。

陳若曦著有《尹縣長》、《慧心蓮》、《突圍》、《完美丈夫的秘密》等小說集，《我鄉與她鄉》、《生活隨筆》等散文集，共計40多本，2008年出版自傳《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曾獲中山文藝獎、《聯合報》小說特別獎、吳三連文藝獎、吳濁流文學獎、第15屆國家文藝獎(2011)。其作品被譯為英、德、日、法、挪威等多國文字。

問：您在將近60年前就開始寫作，而且成績斐然，請問您是否當時就決定要成為怎麼樣的作家？

答：我開始寫作時才19歲。當時我在台大外文系讀書，接觸了很多歐美文學作品，很自然地就拿起筆來寫小說。我也跟同班同學一起創辦了《現代文學》，並擔任該雜誌的編輯，引進、翻譯了不少介紹歐美思潮與現代主義的文章，我就以當時流行的意識流書寫方式寫了〈巴里的旅程〉，發表後，我的同學都說看不懂我在寫什麼，我當下決定改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寫作。之後，我以最白話的文字，以自己熟悉的人物、背景為題材，寫下〈辛莊〉，沒想到，台大法文老師黎烈文看了該文，立刻叫他法文班的學生洪智惠（歐陽子）「轉告陳秀美繼續努力」。我當時受到很大的鼓勵。從此決定要以文學反應生活，也開始研究起自己成長環境中熟悉的小人物與鄉土故事，並試著用小說去表達他們的喜怒哀樂。

問：文學評論家葉維廉把妳的小說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大學時代的作品；第二時期則是《尹縣長》系列小說，而且兩者風格迥異，您同意這樣的分法嗎？

答：我同意年輕時發表的作品，與從大陸出來後的小說在內容上很不一樣，但寫作方式其實改變不大，只是所寫的背景故事、人物不一樣了。

除了在大學時的領悟，我也受到海明威的影響。他說，要用大家看得懂的語文字寫作，能少寫一個字，就不要多寫一個字。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的小說都很簡潔，絕不寫沒有必要的話。

當然，那樣的分段方式，也是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我從1962年離開台灣後就停筆了，其實我在美國發表過英文小說，我的碩士論文也是英文小說，是以我在華西街賣蛇的姑姑的遭遇作為故事背景。如果我繼續留在美國，大概會走上以英文寫小說的路，林語堂、張愛玲都在美國出版過英文小說，有一位韓國作家在美國也有不錯的表現。

問：您的作品相當寫實，所以有人稱您的小說是報導文學，您同意嗎？

答：我不認為我的小說是報導文學，因為報導文學需要交代一件事情的真實時間、地點、人物及經過情形，我則是抽取一件事件的精華，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想像，創作出一篇篇小說。我寫作不想無的放矢，也不僅為表現文字之美，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作品中得到一些訊息或啟發。由於寫出來的與原來的故事並不完全相同，所以不是報導文學。

問：您的一生都很精采，其中又以您1966年和丈夫前往大陸定居，七年後又離開大陸這一段特別傳奇，請問您當時為什麼會去，七年後又為什麼離開？

答：二二八事件發生那年，11歲的我，親眼看到官兵在街上抓人，所以當父親告訴我不要碰政治，我一口答應。沒想到不想管政治的我，卻免不了受到政治的影響。

在留學美國時，我與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段世堯結婚。我們都不希望畢業後留在美國為外國人做事。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沒有區別，尤其台灣還在戒嚴時期，1950年代又發生白色恐怖事件，大陸就成為我們學成報效國家的唯一選擇。同時，我們當時都很嚮往社會主義理想，我們看了很多相關書籍，也與對左派理論有研究的人反覆討論。當然，我一向是個實踐派，想到什麼就會付諸於行動，也就覺得去大陸是理所當然的事。也因此，雖然在大陸的七年經歷了不少事，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我是一個隨遇而安，生活簡單，沒有太多物質慾望的人，而且去之前就有心理準備，所以物質條件從來不是問題。只是回去時，大陸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政治氣氛變得緊張，人與人之間也開始有距離，我先生及兒子講話又很直率，我擔心遲早會被調查，也擔心如果不離開孩子日後會恨我們。我相信如果不是在文革期間去大陸，應該不會再出來，但人生就是不斷的選擇，我不後悔去，也不後悔離開。反正，無論在哪裡，我都是中國人。

問：在大陸定居七年的經歷，對您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我在大陸七年，可以說一事無成。1969年任教於南京市河海大學，也是陪著誤人子弟。想來想去，只有一點，那就是多認識了自己的同胞。以前，我做為中國人好像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無所選擇的，經過這幾年，我才真正認識自己的同胞，也比較瞭解他們在想什麼。

可以說，那段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經驗和文學題材，對我日後的創作影響很大。我1973年羈留香港期間，經常懷念在大陸的朋友，就忍不住動筆，寫出《尹縣長》、《耿爾在北京》一系列描述大陸在文革時期的小說。我是以某個事件或真實經驗作為背景，再把人物放進去，配上一個合情合理的情節，我認為這樣就夠了，怎麼解讀是讀者的事。我也認為，那段經歷讓我對兩岸的政經變化見怪不怪，有一種老神在在的篤定感。

問：您在1980年曾因美麗島事件，帶著一份27位留美作家、學者簽署的請願書回台灣面見蔣經國總統，請問您當時是基於怎麼樣的心情做這件事？

答：1979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海外的作家都很焦急，聶華苓打電話給我，要我返台向蔣經國求情。我怕我人微言輕，就糾集了許倬雲、李遠哲、李歐梵、張系國、杜維明、鄭愁予、楊牧、歐陽子、葉維廉、田弘茂、白先勇等27位海外學者及作家，共同聯署了一封給蔣經國的陳情信，呼籲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要軍法審判。

1980年1月8日，我帶著這一封信飛回睽別18年的台灣，求見蔣經國。我在台期間兩度見到蔣經國，他當時已是病魔纏身的老人，但言辭謙和，平易近人。我表達了海外學人對此事件的憂心，也為高雄事件民運人士求情。第二次見面時，他向我承諾一切會依法處理，並表示「哪怕是一個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會安的」。我認為他能有這個心就值得肯定。

當年會做這件事，主要是因為台灣是我從小長大的故鄉，我卻沒有為台灣做過任何事，我想盡一份心力。也就是那次返台，我發現台灣的變化很大，一切恍如隔世，卻又那麼熟悉，我當時就下定決心要回台定居，但這個計畫一直拖到1995年才實現。

問：您1995年回到台灣定居時已57歲了，請問您當時有適應不良的問題嗎？

答：在我遷居美國加州舊金山後，我跟家人過得還不錯，尤其1980年代開始我經常接待兩岸的作家，不少人住過我家，當時還有人戲稱我家是「陳若曦旅館」。但我總覺得美國不是我的家，因此回台定居的心從來沒改變過。

我1995年閏八月回到台灣。我記得回來前，舊金山不少朋友看了《1995閏八月》那本書，都憂心大陸會「武力犯台」，我回來看台灣一點事都沒有。

台灣是我的家鄉，我完全沒有適應的問題。我教書、寫作、旅行、演講，擔任駐校作家，加入晚晴協會、婦女寫作協會和銀髮族協會，也參與環境保護運動，日子過得很充實。只是，先生不願回台定居，我只好主動提出離婚，好讓他在中老年時再找一個伴。我跟他曾經共患難，卻不能白頭偕老，的確有些遺憾，不過分手對兩個人都比較好，我並不後悔。

問：您從1980年代後就經常到大陸開會、旅遊，您感覺這30年來大陸有哪些變化？還有哪些方面有待改進？

答：過去30多年中，我經常去大陸開會、旅遊，每一次去，我都看到大陸的進步。我接觸最多的是大陸的作家及藝文界人士。1980年代我在美國接待過他們，到了北京也多半是我請他們吃飯。2000年後他們所有人都告訴我「我們現在過得很好」，他們都要請我吃飯。從這個小例子就可以看出，大陸的生活環境大獲改善。而且，從我多次與大陸導遊及民眾的交談中，我發現大陸一年比一年開放。

當然可以改進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我遊覽張家界時，在風景最好的地方，看到一個超大型的賀龍騎在馬上的銅像，我回台後寫了一篇文章批評那個銅像破壞了風景原貌，很煞風景。這一篇文章發表後，那個主辦單位就不再請我了，但我是實話實說呀。

問：請問您怎麼看待台灣有些年輕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問題？您認為台灣民眾應該如何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前途？

答：台灣的民主已變成民粹了，社會上充斥著「反中」的極端主義，政治人物又亂開支票，以政策買票，令人憂心。如把台灣的民粹搬到大陸去，那一定會把大陸弄得一榻糊塗。

我認為台灣年輕人的中國意識愈來愈淡，有兩層因素，一是客觀事實，台海兩岸隔離的時間太長了。另一層因素則是台獨份子大肆宣傳台獨理念，民進黨為了選票、得到政權，不擇手段地任意抹黑。當然，國民黨也要負責，馬英九2008年上台後，不善用時機修改教科書，扭轉年輕人的國家認同，他還特別推崇日本人八田與一，難道他不知道清朝時期台灣已有水利建設？他這樣做簡直是拍日本人馬屁，也造成上行下效的後果。或許我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民族意識特別強烈。

不管台灣人怎麼想，都沒辦法改變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我常說，台灣是我的家鄉，我的國家則是中國，這兩者一點都不矛盾。兩岸關係愈來愈密切，台灣在經濟上又不得不依賴大陸。我真希望兩岸雙方都能互讓一步，尤其大陸方面可以再大氣一點，譬如改稱「中國」。

我很支持「一國兩制」，因為台灣人普遍希望維持現狀，我相信「一國兩制」能讓台灣人擁有民族的尊嚴，又能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透過自身的軟實力，深化大陸的政治改革。

問：您的小說總是幫女性講話，您自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嗎？您認為現代女性需要具備哪些特質，才能活得自在？

答：我年輕時會選擇以「陳若曦」這樣一個中性的名字為筆名，為的就是打破性別的不平等，為女人說話。我回台後加入晚晴協會，是它的終身義工。

我的母親從小就告訴我教育能改變女人的命運。我看到上一代女人不僅忍受被遺棄之苦，連遭受丈夫的暴力也不敢求去，真是可憐。教育為現代女人開啟了就業之門，而經濟自立又提升了人格的獨立和尊嚴。當然有不少高學歷的女性在結婚、有了小孩後就放棄了工作，一旦碰到先生外遇和家庭暴力時，還是會擔心離婚後如何養活自己及小孩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女人保持經濟獨立最為重要。另外，台灣還要加強兩性平等教育，才能真正成為兩性和諧的社會。

問：作為一個文化人，您怎麼看台灣的文學？您認為傳承中華文化可以促進兩岸融合嗎？

答：我一直認為台灣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但必須承認，過去半個世紀，台灣文學受到西方及日本的影響，在文風上有一定的特色。我不贊成台灣作家在作品中夾雜太多台語，畢竟文學作品是要讓大家都看得懂。中國有50多個少數民族，但凡用中文寫作者都應該採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書寫方式。

這幾年大陸很重視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習近平本人也多次表達他對中華文化的看法。這點我很同意，因為只有文化強的國家，才能算是強國。我希望國家領導人能尊重文化專業，多聽取文化人的意見。

至於如何讓文化拉近兩岸人民的距離，很可惜台灣很多人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對於中華文化傳統也比以前淡薄了，現在談兩岸共同復興中華文化，有一點遲，但晚做總比不做好，只是應該要想出一套細緻、全面，又不流於形式的作法，才能產生功效。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停止寫作，現在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哪些方面? 您以為人在面對老年時應該持有什麼樣的態度？

答：我2000年出版《慧心蓮》後就不再寫小說，主要是一坐下來就脊椎痛。這個毛病後來雖經開刀改善了，但我已不想再寫，2008年回憶錄出版後我更幾乎封筆了。我現在除偶而準備演講稿外，寫作對我而言已經是過去式了，我只在老人福利上盡心盡力。

我現在過著「減法」的生活。住的房子是租來的，生活非常簡單。我希望以後能搬到老人中心去住，連買菜、做飯都可以省了。

我目前擔任婦女寫作協會副理事長，並負責銀髮族協會的藝文工作。這兩個協會旨在豐富婦女和老年人的生活，我號召他們要自尊、自強、自足、自娛。我經常為銀髮族協會成員安排不同的節目，有時聽音樂會，有時喝下午茶，有時體育鍛練，活動滿豐富的。我也是荒野保護協會的終身會員，曾在大安森林公園作志工導遊。

我認為人到老年有三件事情最重要，一是身體健康，二是經濟獨立，三是有老伴或老友。有了這三樣，就可以享受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