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為紀念七七抗戰80周年，本刊特請郝柏村上將賜稿，回憶當年參與抗戰的往事，郝上將乃將其正在撰寫的回憶錄，其中〈初著戎裝參加抗戰〉惠賜本刊，讓讀者先睹為快。

鹽城中學的校歌朗朗耳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奮鬥何能懈。」中學生也高唱愛國歌曲：「大好金甌將破碎，白山黑水盡魑魅，看我們十年後，發揚祖國之光輝。」我就是在一片青年風起雲湧，抗日救國的熱潮中，於民國24年投考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第12期。

當時日本軍閥對我壓迫日緊，軍校在北平甚至都不能公開招考，錄取名額也減至僅600人。但青年抗日報國的情緒激昂，考生中有大學程度的，亦有小學老師，我以初中畢業程度投考竟上榜了，是同期中年齡最小的。

考入南京陸軍軍官學校

民國24年（西元1935年）9月，我於南京通光營房入伍。入伍教育共9個月，相當於文學校的兩個學期，除操場教練、體能訓練和步兵班排教練外，物理、化學、數學均相當於大學一年級的程度，外語教育亦受重視。

軍事訓練在德籍顧問法爾肯豪森上將的主導下，完全採德式教育，踢正步時兩手緊貼腿部而非擺手，單兵與班的戰鬥動作要求更是嚴格。這些德籍顧問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解職的軍官，任何一個小動作如果做得不夠確實，必須重做到完全正確為止，德文的「重來一次」、「不對，不對」經常在我耳邊響起。這種嚴格的軍事訓練，對我一生的治軍教戰事業產生了重大影響，日後我在軍隊訓練中要求「從實、從嚴、從難」，可謂播種於此。

初入伍時，文學生最頭疼的就是整理內務，臥被須疊成豆腐干似，並用內務板夾出稜角線條，才算合格；洗臉盆內的漱口杯、牙刷、牙膏及洗臉巾的掛法都有規定。我常質疑這種內務訓練與打仗有什麼關係，難道到戰場上可以內務比賽打倒敵人嗎？直到我軍階漸高，體會「成於一」是建軍的最高哲理與要求，才領悟出整理內務的軍事哲學道理。

七七事變前一年

第一次放假，記得是民國25年元旦，入伍剛滿3個月，我們前往中山陵謁陵，由蔣中正委員長兼校長主持團拜。參加這次謁陵團拜的不僅有軍校學生，也包括政校學生及首都黨政機關人員。我們黎明即起，行軍兩個多小時才到目的地，是日正雪後初晴，中山陵的石階上還堆著積雪。中山陵坐北朝南，謁陵隊伍面北等候校長蒞臨，冷洌寒風撲刺在臉上，鼻孔呼出熱氣。校長準時來了，身著黑披風，當隊伍敬禮時，他看到一位軍官露出紅色的毛衣袖，當面予以糾正。校長覺得北風刺面，指示眾人行謁陵禮前可面朝南站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蔣委員長，第一次聽到他寧波口音的官話。

當年國際情勢暗潮洶湧，日本強占我東北，國際聯盟無能為力；墨索里尼進兵非洲阿比西利亞；英美日軍縮會議規定，三國海軍為5：5：3比例的協議也將屆滿。國內政局亦瀰漫著抗日戰爭爆發前的蓄勢氣氛。江西五次圍剿取得勝利，共軍殘餘不足二、三萬人，侷處陝北；中央軍進駐四川及西南各省；6月李宗仁與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但和平解決。7月間北伐誓師10週年紀念，於南京明故宮機場舉行閱兵典禮；10月31日是蔣委員長50歲生日，全國發起獻機祝壽，舉行空中分列儀式，空軍以「中正」隊形通過明故宮機場上空，展現了堅決抗敵、復興民族的昂揚志節。

我分至砲科，是大多數學生的第一志願，必須以考試來篩選，所以一般認為砲科比較重視學科，學生素質也較高。那時其他兵科學生仍是穿草鞋、打綁腿，只有騎兵科及砲兵科穿馬靴，看來氣宇軒昂，也成了對年輕人的一項誘因。我升學以後，由通光營房移駐黃埔陸校本部的砲標營區。我原定25年年底下部隊實習，任下士班長三個月，但12月12日驚傳西安事變，部隊又進入動員備戰狀態，因此到部隊實習三個月的規定被迫取消。

西安事變震驚全國

記得民國25年12月13日早晨，全校官生在校本部大講堂集合，政訓處長滕傑報告說張學良劫持了領袖；教育長張治中痛罵「張學良這個東西」；軍校官生聞訊皆義憤填膺；教導總隊長桂永清更不待命令，就將全總隊（相當於一個師）開往潼關。全國陷入一片低氣壓。

中央處理西安事變乃採和戰兩手策略，一面任命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準備用兵；一面由蔣夫人主導談判，以期和平解決。蔣夫人親赴西安，促使張學良悔悟，於12月24日聖誕夜親送蔣委員長到洛陽。蔣委員長脫險，整個南京城瘋了似的，庫存的照明彈和洩光彈一夜之間都打光了，鞭炮聲響徹通宵；連一向嚴守紀律的軍校學生也拋開了校規，湧至街上狂歡。

然而，日本軍閥深恐無法再收中國內戰的漁利。乃於26年終於爆發七七蘆溝橋事變，燃起中日全面戰爭。

8.13上海戰役緊接著爆發，8.14日本空軍轟炸南京，軍校師生避處江西九江五個月後，原則上已決定遷校至四川成都，但南京失守後，部隊基層幹部傷亡甚重，需求孔急，12期學生因而決定提前半年畢業。

畢業後分發到湖南零陵

民國27年1月20日，軍校12期在武昌舉行畢業典禮，蔣校長親臨主持訓話：抗戰半年多以來，日軍三月亡華的夢想已被粉碎，但我方也遭受重大損失與失敗；失敗主因在於學術不如敵人，唯有提升軍官素質才能克敵致勝。

畢業後我接獲分發命令，也獲准返家省親。我回鄉時抗戰爆發雖已半年多，但蘇北似無任何戰爭景象。我在家只能逗留10天，此次一別不知何時才能再聚，全家人乃到鹽城小住兩天，這也是母親第一次進縣城，第一次見到城牆，第一次坐黃包車，我發願日後要帶母親到江南等大都市玩玩。我們拍了一幅全家福相片，不料這竟是母親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拍照，這是家人最後一次的團聚。

10天休假結束，我經由徐州、鄭州、武漢到湖南零陵砲兵學校報到，接受砲兵初級軍官的專業教育，課程重點在觀測與射擊。

在砲校受訓期間，傳來了台兒莊會戰的捷報，殲滅了日軍板垣師團，但也預告著全面徐州會戰即將開始。

抗戰之初，我陸軍缺乏砲兵，蘇聯援我762野砲及115榴砲數百門，因而在湖南祁陽成立砲20團。我砲校尉官班結業後，即分發至砲20團1營3連任排長。那年我20歲。適此際，我在軍校的隊長林路生軍校6期，留英，在新成立的砲14團當營長，該團裝備的是德式150榴彈砲，乃汽車索引砲，當時是最進步的，蘇聯援我的火砲則係馬拽式火炮，我們幾個同期畢業生便向砲20團請長假，至湖南耒陽砲14團報到。

我被派至2營5連擔任觀測官，團長洪士奇黃埔2期留德，營長鄭瑞6期留德，連長劉鵬翼是砲兵監劉翰東的姪子。這個連由原東北軍改編，劉連長是東北人，士官兵也大都是東北人，裝備從原來的騾子拉砲改為新式汽車拖砲，尤其是國內口徑最大、射程最遠的新砲，部隊官兵自然士氣高昂。但連內士官都已年過30，卻由我這個20多歲、尚無太多部隊經驗的軍官來帶領他們，幸好大家相處得還算融洽。

奉命開往廣東第四戰區

抗戰進入第二年，由廣州經香港，是我抗戰後方通往海洋的唯一交通路線，7、8月間，本連奉命開往廣東第四戰區，配屬虎門要塞，官兵從湖南耒陽乘粵漢鐵路運到廣州報到。日機每天均轟炸粵漢路，粵漢路通過嶺南地區，隧道多，我們到達粵北曲江後，日機集中目標專炸銀盞坳鐵橋，每天白晝發放警報，裝載本連火砲及裝備的列車開進隧道，晚間鐵路工程隊則全力搶修被炸的鐵橋，甫修好，第二天清晨日機又來炸了。如此白天炸、晚間修，連續達兩周之久，終於有一天鐵橋可以通車了，我們緩緩通過頻炸頻修的銀盞坳鐵橋，駛向廣州，向虎門要塞司令郭思演將軍報到，部隊奉命駐紮魚珠村。

全連官兵到廣州後，許多人染患瘧疾，我也不例外，每隔一天便發冷發燒，當時的有效藥品是金雞納霜丸，但供應奇缺。

10月初日軍在大亞灣登陸，戰況發展很快，但我們僻處魚珠村，未接到任何指示。忽然在10月21日晨，聽說長官部已經撤離廣州了。我們車隊於是從魚珠村出發，沿魚珠、廣州東山公路行進，準備穿過廣州市後，經從化到曲江去，但尚未到東山，日機就臨空掃射。我坐在觀測車上，左邊的駕駛中彈身亡，我的頭部也受傷流血不止，後座的觀測士或陣亡、或受傷，領隊的劉連長抵達東山時，日軍的戰車已先到了，迎頭就把劉連長打死了，我們只得棄車帶傷，徒步進入幾乎空無一人的廣州城，然後乘民船沿北江前往曲江。至於砲車隊，雖已過了廣州市，但那時從化附近的橋已被日軍炸斷，由德國買回的新式150榴彈砲四門，連同車輛只有忍痛棄置了。眾人抵達曲江後，轉至耒陽原駐地，接著調撥三門砲及車輛，重新整編。

回到湖南耒陽後，我頭部的傷已痊癒，且無任何後遺症；我寫了一封信給父親，說頭部曾害患外症，父親心知肚明，數月後接回信，只說「汝頭痛，我心痛」。腦傷雖癒，但留有彈片，我全無知覺，直到75年後我健康檢查，腦部斷層掃描竟發現金屬反應，原來日軍贈我的彈片已共存75年了。我常自笑，年已近百而思維無老態，也許是這粒彈片起了積極的作用。

民國28、29年之際，全國最精銳的機械化部隊第5軍與所屬200師及22師，也駐在湘桂邊境全州、零陵、祁陽一帶，附近的丘陵地帶是很好的野戰部隊訓練場地；我們的汽車化重砲兵，也經常配屬第5軍訓練與實彈演習。當時第5軍軍長長杜聿明、200師師長戴安瀾及22師師長邱清泉，都是年輕有為的國軍將領，我有緣躬逢其盛，體會到他們非常重視演習前的沙盤推演，及演習後的講評。杜軍長特別重視戰鬥小動作，曾經手撰部隊急要小動作的小冊子，對我日後建軍治軍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時在其他兵科的眼中，砲兵的間接瞄準及遠隔觀測射擊還相當新奇。我記得某次的15榴實彈射擊中，杜聿明、邱清泉、戴安瀾、廖耀湘等長官都來觀測所參觀，我們運用測地成果和遠隔觀測射擊法，很精確地命中目標，參觀者看不到砲陣地，砲陣地當然也看不到目標，但是砲彈準確落在目標區內，我受到他們的嘉許，他們對德式15公分口徑榴彈砲也建立了充分的信心。爾後第五軍反攻崑崙關之役，砲14團第2連的林初耀立了大功。

前往第三戰區作戰

民國28年秋，國軍大本營決定發動全面冬季攻勢，砲14團2營奉命配屬第3戰區。是年10月，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上將檢閱部隊，明示我們的任務是遮斷長江。

第三戰區轄江蘇、浙江、江西及福建四省，長官部在江西上饒。我們由廣西出發，經歷了我生平最長的一次汽車行軍，輾轉1,500公里抵達了安徽屯溪，部隊駐在屯溪附近的民宅裡。

屯溪在抗戰期間異常繁榮，沿海大都市相繼淪陷後，民生物資都是藉走私由淪陷區運入內地，屯溪是主要口岸，故有「小上海」之稱，各種物資尤其是洋貨，比廣西還充裕且價廉。我們在屯溪待命期間，第三戰區在此舉辦了冬季攻勢的幹部講習，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蒞臨講話和點名，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顧上將，未料日後會直接蒙受他的栽培。

是年12月上旬，冬季攻勢行動開始，三戰區的任務是從皖南攻占長江南岸的大通、貴池，然後以150榴進抵江邊，占領陣地，遮斷日軍在長江的航運。

屯溪經青陽到大通的公路，為防止日軍機械化部隊深入，已將公路兩側挖成鋸齒形，我們先要支援攻擊軍發起攻擊，先以夜行軍進抵青陽以南地區，占領陣地。此際青陽城南的制高點程家大山被日軍占領，故我軍欲向江邊推進，首須仰攻占領程家大山。12月初某晚，我們占領陣地完畢，次日拂曉攻擊，砲兵火力首先集中轟擊程家大山；日軍未料到我有重砲火力指向，即放棄程家大山，我步兵遂占領，初期攻擊進展順利。

當時我方地面兵力雖居優勢，卻無空軍掩護，次日起日空軍支援其地面防禦，主要目標即是我砲兵陣地，我們只能在敵機航向背我陣地時趁時發砲，而敵機一聞砲聲，又立刻回轉，形成空中與地面的捉迷藏。再隔日，天氣晴朗，重砲陣地的發砲，尤其砲口火光及煙硝，無法躲過空中的監視，日方終於發現我軍陣地，輪番轟炸，而當時敵轟機並無準確瞄準，加以在地面防空火力威脅下，無法從容投彈，我們陣地附近落下了不少炸彈，我在發令所的掩護坑內，也被炸彈揚起灰土所覆被，但幸未受傷。

攻擊三日後，日方援軍到達，我軍進展就遲緩了。在整個攻擊行動中，步兵英雄令人感動，傷兵尚能步行者一路走一路滴著血，真是走出一條血路來。

冬季攻勢未能達成戰略目標，我們又返回屯溪。第三戰區當然希望我們留下，不過我們是最高統帥部最寶貴的機械化重砲兵，未久即奉命重回廣西全州、興安一帶駐地，又是1,500公里的長途行軍。

部隊重回湖南零陵，民國29年6月，忽然接到從蘇北來的電報「母故速回」，宛如晴天霹靂。我放聲痛哭，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從未聞母親有何病痛，怎會突然故世呢？此際蘇北尚為政府軍所控制，但回蘇北必經的南京和徐州都已淪陷，自然也無法奔喪了。後來從父親來函得知，母親臨終思子心切，頻呼我的乳名。我有生以來時刻思念母親，時常在夢中重回慈母懷抱，重回家鄉。27年在鹽城拍的全家福，是母親生平唯一一張相片，伴隨我走遍天涯海角。

到砲兵學校普通科受訓

民國29年下半年，我調重砲一旅補充營上尉連附，主持全砲兵旅的士官幹部訓練班，駐在湖南祁陽孟公山。但補充營只訓練幹部，沒有裝備，也沒有作戰任務，我渴望進一步充實自己，乃決定到砲兵學校普通科受訓。

砲校普通科的教育仿照日本的砲兵工程學校，一年課程中以理工為主，有微積分、微分方程、力學、機械學、火藥學、材料學、統計學、彈道學等，雖然對初級砲兵軍官並無大用，卻充實了我理工課程的基礎概念。多年後我擔任參謀總長，並兼任中山科學院院長，當年奠下的知識根基對我裨益甚大。

砲兵學校設於抗戰大後方的貴州都勻，在那物質條件困窘的年代，校舍是用木板簡陋搭建，晚間照明都是用桐油燈，燈光昏暗，還要受煙薰，書籍紙張極為粗糙，讀書很吃力，我就在一年之間變成輕度近視。

民國30年上半年，我國尚為單獨抗日，但美國已首次派遣軍事代表團來華，其中砲兵顧問斯乃禮中校來訪，預示著美國將要協助我國抗日了。是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投入大戰，我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後來，來自加州的斯乃禮砲兵中校升為准將，成為美駐印砲校校長，可謂「中國砲兵之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正式成為抗日同盟國。雖然戰爭初期日軍偷襲珍珠港成功，在菲律賓、中南半島、馬來西亞、新加坡、荷屬印尼等地勢如破竹，銳不可當，但我對抗戰必勝的信心堅定不移，也預期中美軍事必然會合作，所以加強自修英語。

民國31年我回到湖南祁陽，調任重砲一旅補充團第2營第6連連長，求學的心願強烈，總覺得青春長期耗費在基層部隊瑣務中，殊為可惜；且雖然軍校畢業並在砲校深造一年，仍覺學無專長。適巧這年夏天，中央政治學校在廣西桂林招考，乃前往參加考試，竟被外交系錄取。我自許既已接受軍事養成教育，若再就讀文大學政治系，27歲畢業，即可成為軍事與政治的全才了。

然而，當我向旅長洪士奇將軍報告，請准我離職到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就讀時，部隊正奉命要出發到印度參加遠征軍，洪將軍堅不准我離去，並謂重要的政治領袖大都是軍人出身，何況部隊即將出發遠征印度，是一樁光榮的任務。就這樣，我去中央政治學校的志願落空了，也是決定一生發展的一次關鍵性抉擇。

遠征印度一年

民國31年秋，日方正在消化戰果，盟國則蓄勢反攻。

中國遠征軍曾進入緬甸，協同英軍作戰，但仍遭日軍壓迫。經由野人山地區撤入印度者，有陸軍新編22師的殘部，經過緬北野人山蠻荒地區時，死傷慘重，200師師長戴安瀾受傷，因無法立即治療而成仁。

此際蔣委員長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國史迪威將軍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在印度比哈爾省的藍伽設立訓練基地，由緬北撤往印度的遠征軍，加上從國內新增至印度的兵源，編成中華民國駐印軍，由史迪威出任總指揮，轄兩個師（即孫立人的38師及廖耀湘的新22師）及其他特種部隊。我們重砲一旅補充團即於此時奉命調往印度，接受美援裝備。我躬逢其盛，擔任連長，時年方24。

部隊徒步由湖南祁陽出發，經零陵，進入廣西全州、興安、桂林、柳州河池、南丹，進入貴州獨山、都勻、貴陽、安順，雲南曲靖，到達昆明，全程長約1,200公里。士氣雖然還算旺盛，但沿途仍不斷有人逃脫或罹病；出發時每連選了100名兵，到昆明時我這個連剩下不到70人，其他連則只剩4、50人。

我們從昆明搭乘C-46飛機飛越駝峰，在印度東北角阿薩姆省的小鎮丁江降落。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搭飛機，眾官兵亦是大開洋葷。

民國32年全年留駐印度。駐印軍的駐地在藍伽，部隊以新22師及新38師為主幹，駐印軍總部另有兩個砲兵團，即砲5團及砲12團，另有工兵團、通信兵及其他特種兵部隊。砲五團是105榴彈砲，砲12團是155榴彈砲，完全接受美援新裝備。美軍也在藍伽設立砲兵學校分校，展開幹部及部隊訓練；當時由於需要大量翻譯官，許多西南聯大英文系的學生，都來印度一展所長。

（作者係陸軍一級上將、前行政院長、參謀總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