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必須「國族化」才能為「民主化」提供穩定的政治平台，而循序漸進的「民主化」可以強化港人對「一國」的政治認同基礎，如此，港陸「兩制」並存而不矛盾，「香港問題」自然解決。

         再過一個月，香港回歸中國就20周年了，「回歸日」這一天絕對值得紀念與慶祝。回想20年前7月1日那天晚上，看到電視轉播香港回歸大典上港英旗幟徐徐降下，中國旗幟冉冉升起之際，多少海內外中國人（包括筆者）熱淚盈眶，歡呼香港重回祖國，結束150多年來的英國殖民統治。

20年過去了，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下，香港本來應該在政治發展上既朝向「一國」（國族化），又走向「兩制」、「民主化」的理想政治道路中去，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今天的香港居然在「一國」與「兩制」之間出現強烈的衝撞，致使香港社會撕裂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種「社會撕裂」近來已經發展成為「反中」，甚至「脫中」現象，對研究發展社會學的人來說，稱此為「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成因很多

筆者對「香港問題」的興趣導源於多年前主持過一個「國家統一問題專案研究」，為了這個研究，曾經兩次帶領研究小組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作蹲點研究，當時正值中英談判「香港問題」告一段落，香港「回歸」已成定局，香港許多媒體稱1997是「香港大限」，在社會悲觀、人心惶惶下，香港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移民潮。關於這個現象，當時中文大學翁松燃教授告訴我，香港出現「認同危機」，這與我研究「國家統一」問題密切相關，讓我開始關注「香港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香港問題」？因素很多，但主要因素是香港社會的「政治認同」（包括國族認同與香港市民的身分認同）出了問題。「政治認同」在社會心理學上屬於「深層結構」，一旦「政治認同」出了問題，意味「深層結構」出現矛盾。「政治認同」對香港市民而言，從來都是個矛盾與糾結的問題，它固然成為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政治治理上的一個障礙，也成為2003年以來香港在「國家安全」上引起北京高度關注的問題，同時也是今日香港政治困局，與京港間「政治信任」產生裂痕的主因。本文試圖為「香港問題」的深層矛盾作一解構，期待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上能真正達到「一國」與「兩制」的辯證統一。

港人「身分認同」演變史

香港人的「政治認同」首先徘徊、糾結在「國族認同」與「身分認同」之間。每當遇到國家重大事件，如釣魚台事件、北京申辦奧運壯舉，港人認為自己就是「中國人」或是「中國的香港人」，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當涉及敏感的政治事件，如六四天安門事件；或是比較香港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與大陸的集權、專政、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又認為香港與中國大陸有別，他們稱自己是「香港人」或是「香港的中國人」。

港人「政治認同」的徘徊與糾結有它特殊的歷史偶然因。19世紀中葉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以後，港人的「政治認同」問題就出現了。鴉片戰爭前香港是廣東的一部分，在政治、經濟、文化、族群上不可分，香港人就是廣東人，也是中國人。港英政府統治這塊殖民地後，香港人一方面成為港英政府的「順民」，另一方面因為英國嚴格區分殖民菁英與在地華人，致使香港人在身分認同上還視自己為中國人。其實，作港英殖民下的「順民」與作傳統主義下的香港「中國人」，這是港人「身分認同」的二元主義。

雖然早期港人的「身分認同」是二元主義，由於港英政府不把港人當成英國人，港人實際上也無緣把「英國」當成效忠的對象，因此，20世紀初葉港人在「國族認同」上，大部分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1925年「省港大罷工事件」就有13萬多工人離開香港返回廣東就是明例。

香港的「身分認同」發生變化始於1949年，肇因於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戰敗退守台灣，大批「內地人」以難民身分逃到香港暫居下來，香港成為「中國人」的避難地。此時正值冷戰初期，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與共產中國區隔開來。1956年右派暴亂，1967年左派也暴亂，一般市民因對政治恐懼進而產生政治冷漠，對政治認同保持中立，但英國殖民政府為了爭取港人認同殖民統治，大力推廣教育、福利改革，年年舉辦「香港節」，藉此加強港人的本土意識，於是香港社會開始建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但是，雖然港人的本土意識加強，此時中國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並不排斥。

共產主義席捲中國大陸後，中共發動一連串的政治社會運動，尤其「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時期，香港正在發展經濟，港人用自己的努力與智慧打造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使得港人認知到香港是「自由港埠」，中國大陸是「鐵幕」（即封閉社會），既然香港不是中國大陸，「香港人」也就不是「中國人」。嚴格而言，「香港人」身分認同在1970年代以前存在於菁英階層，1970年代以後，在香港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已成長為社會人口中堅，據香港大學的調查研究，這批「嬰兒潮」港人認為「大陸」是「香港」的「他者」(the others)。1980年代曾出現「香港前途」討論，接著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港人每年舉行燭光遊行紀念「六四」，說明香港的「身分認同」，已由自己是「中國人」開始疏離，轉而接受自己是「香港人」。

歷史造成集體社會心理

除了「歷史的偶然」影響港人的「國族認同」與「身分認同」外，「集體社會心理」也是港人「政治認同」建構的重要因素。香港社會的集體心理，傳統上樂見「內地」（中國大陸）黑暗及落後，這樣才能顯示香港的光明與先進，這是港人安慰自己歷史創傷的一種心理意識。這種「社會集體心理」經過政治建構，便出現香港對中國母體的厭惡、恐懼、離棄。

此外，港人大多是經過多次政治動盪、戰爭、政治運動迫害等歷史災難，由大陸內地先後逃離過來的難民，因此心理上對政治特別敏感，也感到特別不安全。其實，港人的社會生活極度「政治化」，連「京港高鐵」的興建與通車、「雙非兒童」問題、乃至2015年〈8.31決定〉、甚至李克強在人大會上提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香港人都認為是大陸對香港的「壓逼」、「政治陰謀」、「中港融合陰謀」。

更甚的是，連講「普通話」（國語）、繁簡字體通用，也被認為是北京對香港「母語」（粵語）的文化打壓。香港朋友曾告訴我，「內地人」來港觀光旅遊，如不能用「粵語」交流，就是對「一國兩制」下香港「高度自治」的踐踏。至於「港獨」出現後，去年(2016)人大常委會以《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宣布兩位年輕激進議員當選無效，這種北京對香港政策較為強硬的作法，港人認為「一國」壓倒了「兩制」。港人心理敏感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政治認同」不產生「異化」是不可能的。

再從社會經濟面來看，除了水電、民生物資嚴重依賴「內地」外，1990年代香港的GDP占全中國的生產總值還有25%，2010年卻只占2%，可以想見港人在經濟心理上的失落感。今日，中國已然崛起，在面對強大的中國母體時，港人內心的恐懼與無力感對他們的觀念、認知、看法、行為、乃至價值判斷的影響與制約，乃毋庸置疑之事。

在政治社會生活上，港人獨特的集體社會心理同這個城市從19世紀被破割讓給英國成為殖民地，經過20世紀到1997年重新回歸到祖國懷抱的獨特歷史過程密不可分。一句話，香港人的共同歷史記憶構成香港社會集體的認知基礎；香港回歸以來，在政治場域所引發出來的各種政治爭論，以及民粹式的政治分離主義，無不與香港社會複雜的集體心理圖像，存在著邏輯上的關聯。

「民主化」不能缺「國族化」

香港社會的「政治認同」徘徊與糾結在「國族化」（「一國」）與「民主化」（「兩制」）之間，而且視兩者為矛盾的對立。其實「一國」與「兩制」，或「國族化」與「民主化」是個對立統一體。香港既然回歸到中國的懷抱，當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它叫「香港特區」，不是「香港共和國」；又由於特殊的歷史情況和政治社會的背景，北京允許香港回歸後可以實行與中國大陸社會主義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可見這是「一國」之下/中的「兩制」。同理，香港的「民主化」必須是「國族化下的民主化」，因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可惜香港的「民主化」並未建基於充分的「國族化」之上。缺乏「國族化」的「民主化」，社會群體必然分裂，台灣就是一例。

對香港而言，沒有「國族化」的「民主化」，不但造成社會撕裂，而且出現香港無法正確處理與北京中央的政治關係，更甚者是，還導致香港地方與大陸中央漸行漸遠，最終在民粹主義的鼓動下，出現「港獨」，走向政治分離主義。

我在澳門大學客座一年，暇時常去香港與學界朋友相聚，對香港作為國際自由貿易港、亞洲金融中心，港人的努力與奮鬥，留有良好印象，打心裡不願見到香港社會內部「國族化」與「民主化」產生如此不堪的政治碰撞。

對於香港「國族化」與「民主化」碰撞的問題，建議港人重新理解「一國兩制」的真正意涵，以受過英國洛克政治哲學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素養，好好遵行《香港基本法》。只有「國族化」才能為「民主化」提供穩定的政治平台，而循序漸進的「民主化」可以強化「國族化」下對於「一國」的政治認同基礎，如此，港陸「兩制」並存而不矛盾，「香港問題」自然解決。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