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讀通鑑論》〈論夷狄〉，認為「禍天下之罪人」分三等：

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唐德宗時的奸相)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唐玄宗時的奸相）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為桑維翰當之。

被指為「禍及萬世」、「萬世之罪人」的桑維翰，是五代後晉人，曾為石敬瑭出使契丹，以割讓燕雲十六州、甘當契丹之兒皇帝為條件，來換取契丹對石敬瑭的支持。燕雲十六州失陷，使統一後的宋代北方國防洞開，1126年金兵長驅南下，陷汴京、亡北宋，釀成「靖康之難」的歷史悲劇。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記北宋之亡時云：宋人議論未定（要不要遷都），而（金）兵已渡河，北宋朝廷想跑也來不及了。

歷史的發展十分弔詭，經常出現想不到的結果。以影響北宋國防安全的燕雲十六州而言，到了元、清時代，這問題就不存在了。因為從元代統一中國之後，燕雲十六州就不是地理上的國防要地了。至於石敬瑭當契丹之兒皇帝，更是歷史上的一場小鬧劇而已，今日看來並未「禍及萬世」，談不上「萬世之罪」。像「桑維翰」這款角色，相信已經沒有幾個人能記得他的名字。

明末大儒顧炎武認為歷史上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指朝代覆亡，政權交替，問題較小。「亡天下」則指民族文化淪喪，問題就嚴重了。

明清交替之際，知識份子，即俗稱的「士大夫」，身歷的不僅是亡國喪家的悲劇。滿清入關，取代明朝政權，在文化政策上「去上國衣冠」，嚴薙之令，使知識份子認為這是民族文化的淪喪，有錐心刺骨之痛。因為在當時知識份子心目中，滿清入關後的文化政策，對漢族文化而言，無疑是降下了「禍及萬世」的大災難。

但是，滿清入主，沒有多久就從政治上的征服者，一變而為漢文化的保護者，例如《四庫全書》的編纂，故宮文物的收藏，在領土與疆域方面，除了把東北如同嫁妝帶給中國以外，又把西藏、新疆、蒙古確定為中國的疆域版圖。19世紀以後，滿清政府對外交涉已自稱中國，滿洲人也自稱自己是中國人。因此明清之際知識份子所擔心的民族文化危機，也就不存在了。

保護並延續民族文化是知識份子的責任和使命，春秋時代強調的「嚴夷夏之防」，唐代韓愈提出的「文以載道」，都是因感到傳統文化遭遇危機而做出的反應。

目前在台灣玩弄「去中國化」動作的一小撮人，以教育、行政、媒體為手段，妄想改變青少年的歷史認同，消滅民族文化，正是「禍及萬世」的行為，必將成為「萬世之罪人」。

不過，歷史的發展固然十分弔詭，但也有一定的規律。從歷史發展的潮流來看，這些無視於歷史審判之嚴峻，不在乎做「萬世之罪人」的無知小政客們，即使想做遺臭萬年的「萬世之罪人」，恐怕連一絲機會也沒有。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