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文音被譽為台灣1990年代後起的優秀小說家。多次獲得《聯合報》、《中國時報》文學獎項，曾擔任過記者、劇照師，創作種類有小說、散文，兼擅攝影、繪畫。近期她將自己與病榻母親的心語寫成《捨不得不見你》。

一

   鍾文音，1966年出生於台灣雲林，淡江大學畢業後就擔任藝文記者，1998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一天兩個人》和第一本長篇小說《女島紀行》。從此，鍾文音開始用自己的鏡頭與旅行，豐富自己對許多女作家、藝術家及異國氛圍的對話與創作。

從走出到回歸，鍾文音的生命一直與母親相映照，一直用文字捕捉在鏡頭前瞬間的時間流動。「有陽光的地方，就有影子」，不僅寫家族與雲林的土地，在更深沉的《短歌行》、《艷歌行》、《傷歌行》中，鍾文音借用歷史，讓小說人物表現自己在時間瞬間的命運轉折，就像是一場場生命戲劇在小說文本中展演，因為無法回頭，也因為無法預知。

鍾文音50歲時，母親病倒，從此留在電動床上，留在生命原地不能前行；鍾文音重新回來，正視且凝視此生最真實的母親生命影像－「我的天可汗」。母親與她此生的依戀與情結，在《昨日重現》中，鍾文音為了梳理自己與母親的種種情感糾葛，對於情感強悍的母親，對於無時無刻都掌有女兒身體控制權的母親，對於用毒言毒語責罵女兒的母親，鍾文音稱之為「天可汗」，因為母親操勞一生，貧苦且遇早年喪夫，除了擔當養活小孩的責任與角色之外，更須扮演一位控制女兒生命的天王。

這或許是傳統女性一種潛在的宿命，也因這種桎梏反而將鍾文音往外推出到一個更自由的寫作世界，透過書寫，竟然可以更有勇氣揭開自己與母親種種無法解讀的情感。

美國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書中，討論「我們是否擁有相同的同情心？同情心能夠做些甚麼？不能做甚麼？」桑塔格基本是針對戰爭影像所做反戰意義的批判，但是，我們借用桑塔格書中所提「痛」與「苦」，來解讀鍾文音凝視臥病無法行動的母親。

作為一位旁觀母親身體與精神苦痛的女兒，用筆書寫身為女兒在一旁的參與，這一場與母親生離死別的煎熬，她用魔幻手法，將自己面對母親受盡病痛折磨的苦楚及可能失去母親的恐懼，書寫成一個與夢婆對談的故事：

如果可以縮短母親的臥床時間，她願意和夢婆交換，到夢中取夢，寫出夢婆幾世的所思所想，寫出似曾相識卻又虛幻的夢景。〈鍾文音‧老神寡婦〉

二

作家筆下的虛幻世界與作家本身的真實世界，究竟是互相跨越，還是隨時重疊？

桑塔格將攝影定義：「是一種與現實分離的軌跡，或者一種軌跡就像是腳印或是一種死亡的印記。」攝影是一種時間的凝結，攝影者捕捉有足夠意義的瞬間按下快門。攝影是一種記錄，一種見證，一種「我曾在」，一種流動的記憶。

鍾文音在《三城三戀》序中說：「寫旅行對我是一種休息」。她習慣運用日記體與書信體，和心目中敬仰的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卡蜜兒(Camile Claudel)、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voir)、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對話，讓自己到這些女作家生活過的城市裡，追尋與召喚這些女作家的魂魄，鍾文音同時也用攝影記錄旅行瞬間的心靈火花，讓影像與文字文本互相對照。

鍾文音這樣說：「攝影一直是我最輕鬆對待的媒體，我喜歡西方世界對於創作者全面性看待的方式，台灣受傳統學院目光影響所及，總認為只有專心寫小說或者散文才是認真的創作者。但在西方傳統，並無此限。眾所皆知，莒哈絲也擅長拍電影，吳爾芙也寫大量日記體文章與閱讀評論，格林、村上春樹也跨領域書寫。」

擔任侯孝賢電影劇照師的經歷，除了豐富鍾文音的文字外，也開啟了另一個影像與圖像的創作形式，如同心理學家拉岡所提的「鏡像理論」，透過追尋所有作家藝術創作史的同時，透過閱讀他們的藝術作品，鍾文音同時進行了自己藝術形式及創作精神的治療與冥想。

三

鍾文音2005年獲得「第28屆吳三連文學獎」，被評為「創作題材十分多樣，呈現寬廣的視域。其題材一方面來自鄉土的切身生活經驗與社會的觀察、歷史文化的追索；一方面來自旅行世界各地的聞見。由此而構成其創作的兩大主軸與類型：家族書寫與旅行書寫。」研究鍾文音創作意識形態的李婷君，以「原鄉意識」及「空間移動」作為鍾文音藝術永恆的動力：

從旅人的身分重新感受身體的覺知，……並透過與原鄉的切割，還原至一個生存個體，過往囚禁心靈的枷鎖，亦隨著移動的步伐，在他者與相異文化的對應下，重新省思根源所在，進而逐漸將破碎茫然地自身修補而完整。

鍾文音第一本已絕版的長篇小說《女島紀行》今年重新出版，對於此生追求耽美的鍾文音，彷彿在自己虛幻又真實的文學土壤裡，挖掘到那早已遍地紮根的生命之根，類似半自傳的《女島紀行》中的春滿，在決絕逃離小鎮與母親之後，選擇重新回頭面對這些青春時以為是傷口的過往，其中更可以重新擁抱當時生命豐沛的母親，讓此生親愛的母親，在文本中永遠鮮明存在。

(作者係文學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