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七七抗戰77週年，但台灣卻不見一絲緬懷與紀念的氛圍，好似抗戰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與台灣並不相關。透過在廈門舉辦的海峽論壇，我有幸走訪了自己的祖籍地─漳州，感受當地濃濃的閩南風情，用閩南語和當地人溝通毫無阻礙，深刻感受到何謂「兩岸一家親」，很多人會說「這裡好像台灣」，但我想更精確的用詞應該是「台灣好像這裡」。只是如今在台灣，這類血濃於水的論述被政治抹煞，取而代之的是「一中一台」的分離論述，獨派用各種「歷史案例」來切斷兩岸的聯繫。

台獨最喜愛的歷史證據之一就是清朝棄台，說台人自乙未割台後與大陸已無瓜葛，台人對中國的認同自日據之後早已低落，更有甚者還開始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好，高唱台日民族間的融洽，但真相是如此嗎？日據時代台灣人的祖國意識真的如此淡薄嗎？尹章義是少數否定這種觀點的台灣史學者，其著作《台灣近代史論》中，各種台灣人從外觀到文化都不忘祖國的事實俯拾皆是。

不同族群相處首先是區別自己與他族的不同，陳鵬仁教授曾說，「我是台灣人」這句閩南語，是從日據時代才開始有的，意思就是「我們不是日本人」，藉此區隔台日雙方。除了語言之外，辨識一個人的族群，最主觀的認定方式就是他的外表與穿著，因此當日本殖民政府佔有台灣後，總督府即鼓勵台民「斷髮剪辮」。台民為了反抗日本的殖民，區別台人與日人的不同，因此抗拒斷髮，還成立了「保髮會」，要「留以辮子，以見滿清先帝於地下」，在如此強烈的祖國意識下，日本的斷髮政策難以推行。殖民統治的8年後，在台北地區的斷髮人士僅李春生、辜顯榮等28人，讓日人顏面盡失。

一直到1915年（民國四年），台灣總督府推行斷髮運動，舉行集體斷髮儀式，不從者依「保甲規約」處罰，才在台斷髮成功。台灣作家張深切記錄自己的斷髮經驗：

「在剃髮當兒，我們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今日剃頭受日本教育，權作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宗之靈。跪拜後，仍跪著候剪，母親不忍下手，還是父親比較勇敢，橫著心腸，咬牙切齒，抓起我的辮子，使勁地付之并州一剪，我感覺腦袋一輕，知道髮已離頭，哇地一聲哭了，如喪考妣地哭得很慘，父親好像殺了人，茫然自失，揮淚走出外面…。」

如此悲傷沉痛的故事如今我們幾乎看不到，忘記了我們的祖先是如何強烈的不願去中國化。

除了外表服儀之外，台民也在語言上力抗日本的「國語」教育，許多人把孩子送到私塾(日人稱為書房)去學習中文，知識分子與文人則結成詩社，保存民族文化。有志之士更呼應同一時期大陸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大力推動台灣的新文學運動，知名作家張我軍在〈文學革命運動以來〉一文中說「我台灣自割歸日本帝國以來，因種種的關係，對於中國的事情，不可得而知…我們知道『中文』於我們台灣人是斷斷不可缺的，我們不但應當極力保存『中文』，而且要極力昌盛中文才是」，可見台灣文人寄託文學表彰民族精神，絕非獨派有心人士所言，台人多用日語，對中文早已遺忘殆盡。

就是這樣普遍存在於民間的祖國意識，使得台人從武的對抗到文的抗爭，50年的殖民期間，從不曾停止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抗。更以各種方式，設法將抗日的思想流傳下去，尹章義在樹林作田野調查時，就尋訪到了當年瘋傳的一本抗日書籍。當地耆老張福祿，拿出一本他偷印的「燒餅歌推背圖」，翻到其中的的第四十五象，圖中兩個人手持長矛刺向太陽，張福祿說這象徵了只要中國人團結，必定打敗日本，這本書是他的一個朋友，在七七事變後從上海帶回，一時轟傳眾人搶閱，張先生依樣畫葫蘆，偷印給眾多親友。這樣的故事告訴我們，抗日的意識在台灣民間是如何的普及與廣泛，所謂「台日融合」僅存在於少數皇民化成功的家庭，大多數台灣人民根本不接受。

長期以來，台灣統派較少有人研究台灣史，結果讓獨派掌握了台灣史的話語權，並將中國史切割為外國史，配合政治上「不愛台灣」這頂民粹帽子的操作，把統派打的七葷八素、難以招架。其實台灣史中有眾多材料可以拿來反駁獨派，只要有更多人投入台灣史的研究，奪回失去的歷史話語權，就必能在輿論上扭轉劣勢，打破台獨一言堂的扭曲與壟斷。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