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是《大公報》記者朱啟平撰寫的名篇，記述了他在東京灣的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見證日本戰敗，向盟軍投降的歷史時刻。

朱啟平報導日本9.2投降

朱啟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美國太平洋艦隊隨軍記者，當他得知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的準備工作將由盟軍統帥麥克亞瑟負責時，就搭乘美軍軍艦趕到東京灣，為見證這一歷史事件做好準備。

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朱啟平站在20釐米口徑機關炮上臨時搭起來的木台上，距離簽字桌約兩三丈遠。簽字的地方在戰艦右側將領指揮室外的上層甲板上。用來簽字的桌子，原來準備向英國艦艇「喬治五世」號借張古色古香的木案，因為太小，臨時換成士官室一張吃飯用的長方桌子，上面鋪著綠呢台布，擺放了四五個擴音器。桌子靠裡面是盟軍簽字代表團站立的地方，靠外面的留給日本代表。桌前站立著包括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在內的各國將領。桌子後面架起一個小平台，為拍攝電影和拍攝照片的攝影記者們提供方便。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緊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水兵樂隊和陸戰隊、榮譽儀仗隊整齊排列，煞是精神。

只聽麥克阿瑟向日本代表團大聲說道：「我現在命令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指定的地方簽字。」日本降使外務大臣重光葵走近簽字桌，把帽子放在桌上，仔細閱讀投降書，過了大約一分鐘，才在兩份投降書上簽字。 日本侵略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隨即簽字。麥克阿瑟繼續宣布：「盟國最高統帥現在代表和日本作戰各國簽字」，並邀請魏銳德將軍和潘西藩將軍陪同簽字。簽完字後，他回到擴音器前說：「美利堅合眾國代表現在簽字。」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步出行列，並請海爾賽將軍和西門將軍陪同簽字。接著，中國代表徐永昌走到桌前莊嚴簽字。英、蘇、澳、加、法、荷等國代表依次簽字。整個儀式結束時，正是9時18分。朱啟平不禁想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製造事端，進而侵占了中國的東北；1933年，強迫與偽滿通車，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到站的時間恰巧也是「9時18分」。14年過去了，日本侵略者竟然也是在這一時刻，在東京灣向盟軍投降。中國人民經過頑強抗戰，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朱啟平在採訪結束之後，和《大公報》的同仁黎秀石合影留念後，馬上奮筆疾書，完成了這篇通訊〈落日〉。在《大公報》刊出後，獲得讀者的熱烈歡迎，爭相閱讀，洛陽紙貴。他文中發出的「深感到日本目前的投降是臨時的休戰，盟國對日必須嚴厲公正，以永絕戰禍，中國對日尤須謹防萬一」呼籲，給讀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為該文贏得「狀元之作」的美譽，並被大學新聞系列為經典教材。

黎秀石訪問了徐永昌

與朱啟平同在這一歷史現場的《大公報》記者，名叫黎秀石。當天上午7時30分，黎秀石沿著舷梯走上「密蘇里」號，8時15分，中國受降的全權代表、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率領著隨從5人走上舉行受降儀式的甲板。8時45分，主持受降儀式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到甲板上與各國代表站在一起。8時53分，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營前來求降。9時整，黎秀石站在距離簽字桌大約5丈遠的第二層甲板上，居高臨下，目睹了日本簽降儀式，並用照相機拍下了這一場面。

儀式剛結束，黎秀石在第一時間採訪了徐永昌將軍，請其發表接受日本投降的感受。徐將軍沉思一會兒，一字一句地說道：「今天是要大家回想的一天。今天每一位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都可以回想一下過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訴它有錯誤，它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錯誤而懺悔。」 他請徐將軍進一步說明「懺悔」的含義。徐將軍搖了搖頭，不願再說下去。採訪結束之後，他寫了多篇文章。其中既有訪問徐永昌將軍的新聞，又有〈懲前毖後〉、〈日本人在想些什麼？〉等文，還有新聞照片。9月4日，《大公報》刊登了他的文章，只可惜照片因紙張問題無法刊登，但是廣大讀者通過他的文字，瞭解了這極具歷史意義的一幕。

實際上，黎秀石比朱啟平到日本還早。8月27日，作為隨軍記者，他從東京登陸，成為抗日戰爭爆發以來第一個到日本採訪的中國記者。在東京，他所見到的隨處都是殘垣斷壁，一到晚上，四面漆黑一團，街上空無一人，死氣沉沉。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寫成報導，形成評論。他對日本的學生、旅店店員、報館記者、技術人員、教師及家庭主婦進行了大量的採訪，瞭解他們對日本侵略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看法。當問及東條英機是民族英雄還是戰犯的時候，被訪者常常回答說：東條英機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戰犯。在回答東條英機是否有錯誤時，多數被訪者以「東條英機沒有準備好」做答。顯然，透過他所提出的問題，可以看出黎秀石要尋找戰爭爆發的根源。9月9日，他撰寫的〈東京死寂之夜〉發表後，又來到香港，採訪撰寫日本侵略軍向中國、英國港九地區軍隊投降的重要新聞。

張鴻增、曹世瑛、李純青

此外，《大公報》記者張鴻增先由重慶飛到湖南芷江，又趕到南京，記述了日本侵略軍簽署投降書的整個過程，名為〈日軍簽降一幕〉。他寫到日本駐華派遣總司令岡村寧次在9月9日上午8時52分默默地來到投降簽字的會場──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接受日軍投降的何應欽上將、蕭毅肅中將等五人及中國與盟國的觀禮代表，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中外新聞記者都早已等候在那裡。8時58分，何應欽讓岡村寧次呈出身分證明文件，檢視後，把預備好的日本投降書，經蕭毅肅中將交給岡村寧次。岡村寧次起立鞠躬，讀完投降書後，代表中國戰區及皖南百萬日軍在投降書上用毛筆簽了字，然後由參謀長小林淺太郎呈給何應欽。當岡村寧次按照何應欽的安排悄悄離去後，何應欽在廣播中把千百萬軍民經過八年苦戰，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勝利消息報告給全國同胞和世界人民。話音剛落，掌聲四起。通過張鴻增的筆，讀者們獲得了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受。

來自天津的《大公報》記者曹世瑛及時地報導了天津、北平日本侵略軍受降，遣送日僑等的新聞。

祖籍台灣的《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在10月奉派採訪台灣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新聞，急忙趕回家，想見久別的父親。沒想到，父親在他到達台北的那天早上溘然逝世。於是，他化悲痛為力量，盡力完成使命，撰寫出一系列的新聞特寫、通訊。1946年1月31日，《大公報》連載他的〈台灣訪問記〉系列。

《大公報》人在日本戰敗投降的一個個新聞現場，見證了落日的重要時刻，也為後人瞭解70年前發生的這段歷史提供了珍貴的訊息。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