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映真，即使曾經有過意見上的分歧，也更有自己的立場，但是，別人不知道的是，我們之間的友情，從未動搖。

    我最近翻出一個珍藏的檔案夾，重讀多年來映真的來信，讀到了下面這一段：「我對你有很深的情感，因為我們共有廢頹與唯美的本質─雖然表現上有顯晦之別。」

這是映真給我的一封信，時間是1994年11月24日。那段時間，由於我的小說《浮游群落》翻成日文，譯者崗崎郁子教授發表了對我的專訪，其中問到我對映真的意見，我答覆得比較直接，但基本上與我一貫的想法一致：希望他減少政治參與，全力投入他獨步台灣的文學創作。不料，我的意見被一些台獨論者借題發揮，利用我的批評，惡意攻擊映真。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因此更為緊張。

然而，我們的友情，仍然沒有動搖。

那封信的結尾，映真說：「不著急。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躲起來，細聊。」

雖然因為種種原因，我們始終未能實現「躲起來細聊」的承諾，但我深信，我們之間的友情，從彼此開始相識，到最後無緣見面，從來沒有任何變化。不妨就記憶所及，概括談談我們之間的交往。

最初相識應該是1960年春至1962年。那是台灣所謂現代主義小說開始出現的時期。我們第一次見面，大概是1960年的春夏之交，地點在台北新公園西口衡陽路上的田園音樂茶室。所以記得很清楚，是因為介紹我們認識的人（不記得是陳振煌，還是秀陶），介紹的方式有點奇怪，他說：這個是寫《麵攤》的陳永善，那個是寫《大落袋》的劉大任。這個奇特的「介紹」反映了所謂「前衛派」剛出現的那個時代，一小群知識分子相互取暖的「同溫層」心情。但因為我於1962年去了夏威夷大學讀書，那段時間，我們之間的交往基本上限於「同類」聚會中的閑聊，思想上，並未深入交換意見，只能算是同道，還不到知心朋友的程度。

友情的增進和深入，離不開思想上的相互啟發和交流。

1964年夏，我回到台北，參加了邱剛健和黃華成主持的《劇場》雜誌，映真也是同仁之一。除了編輯會議經常見面討論，在《劇場》推出《等待果陀》和其他實驗戲劇的過程中，逐漸發現，關於《劇場》的編輯方針和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等重要問題，映真和我的意見比較一致，往往站在邱、黃的對立面，最終導致《劇場》分裂，映真和我退出，同尉天驄合作，於1966年，創辦了《文學季刊》。

為了實踐我們的文學主張，映真同我有過許多討論（當然，那種討論不是學術討論，更像聊天），並決定，首先必須在自己的創作上跳出「現代主義」的窠臼，力求立足現實，立足生活。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想法，1966年出版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映真發表了《最後的夏日》，我寫了《落日照大旗》，這是我們共同追求改變寫作風格的開始。

1966年秋，我去柏克萊讀政治研究所，繼續以寫稿和通信討論編務的方式，參與《文學季刊》。當時的計畫是，拿到碩士就回台灣，跟映真和陳耀圻、李至善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創辦一個台灣尚未出現的現代傳播事業。

1967年聖誕節前後，聶華苓做客陳世驤老師家，問我：「愛荷華明年想邀請一位台灣小說家，你能推薦一位年輕的好作家嗎？」我推薦了映真，並從手邊和圖書館收集了他的一些作品，寄給聶華苓。她回信表示，非常喜歡，但保羅安格爾（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室主持人）不懂中文。後來由我和陳少聰等人翻譯了幾篇，安格爾讀後，決定1968年的台灣作家就邀請映真。

我始終感到內疚，邀請陳映真赴美的這件事，可能觸動了警備總部的官僚反應機制，提前於映真赴美前發動逮捕。

1975年映真出獄後，由於他的前政治犯身分，而我也因參與保釣運動上了黑名單，我們彼此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溝通管道。

我做過一些努力，主要是希望他減少政治活動，不要輕易放棄文學創作。他也通過輾轉帶話，希望我不要太消極、太灰色。

然而，彼此的努力，都無法抵達對方的心裡。

1994年以後，直到映真去北京教書，我多次回台，也有機會與映真見面，但映真提議的「躲起來細聊」，始終沒有實現。現在回想，不能實現的根本原因，應該不是時間或事務上的困難，而毋寧是彼此心的底層，有無法克服的阻隔。不正是因為這樣，才需要「躲起來細聊」的嗎？然而，那個阻隔，可能需要時間，需要通過自己的深刻反省，才有可能逐漸消融吧！

不過，這終究是無法補救的遺憾。

我依然深信，我們之間的友情，毫無動搖，因為，在我的心的底層，映真的形象，從來沒有動搖。

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出身巴勒斯坦，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愛德華薩尹德(Edward W. Said)，在一次專訪中說：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來說，不是抽象，而是特殊的經驗和生命的形式，具有幾乎不堪忍受的具體感。」

這幾句話，我認為，就是映真一生作為的寫真。

時間過去，世界變化，台灣遲早會面對歷史，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天，映真的真實形象，將成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典範。

(作者係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