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大陸GDP實際增長率基本保持在9%以上，且呈持續走強趨勢，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達到13%的歷史高位。從GDP的絕對值看，2000年中國大陸的GDP首次突破1兆美元，達1.2兆美元；2005年突破2兆美元；2009年超過5兆美元；2014年超過10兆美元，達10.36兆美元，成為繼美國之後又一個「10兆美元俱樂部」的成員，同時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而位居第三的日本同年GDP僅為4.8兆美元。中國大陸從跨入兆美元到成功突破10兆美元大關，用時14年。相比之下，美國完成這一跨越用了31年。

何為大陸經濟新常態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0年中國GDP規模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之後，中國經濟出現了明顯不同於前30年的特徵，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自2010年至2012年經濟增速連續11個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連續兩年低於8%。對此，部分研究者認為2010年以來經濟下滑是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一旦這些因素消除，中國經濟會恢復快速增長；但大部分研究者認為，過去中國30多年快速增長積累的包括人口紅利的消失、資源獲取的制約、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等風險開始凸顯，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2014 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新常態來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的特徵，並將之上升到戰略高度，表明中共新一代領導對當前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階段變化規律的新認識，也標誌著大陸推進經濟發展的政策舉措將發生諸多重大轉變，意味深長、影響深遠。

具體而言，中國大陸經濟的「新常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特點值得關注：

一是大陸經濟將告別持續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根據各方面測算，大陸經濟增速將正式告別8%以上的快速增長，潛在增長率在2020年前後將回落至7.5%左右；

二是宏觀經濟調控形式有所改變。大陸經濟政策正在告別常態性調控和刺激，也就是說，如果經濟增速在7%以上的合理區間，將不會採取非常規的刺激措施；

三是創新驅動成為決定中國大陸經濟成敗的關鍵。大幅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率，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綜合國力不斷提升，是大陸經濟下一步發展的聚焦點；

四是鼓勵民間創新創業的活力。在大陸經濟增長的動力方面，政府投資將讓位於民間投資，民間創業投資將會有跨越式的發展；

五是服務業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大陸在推動新型工業化的同時，會著力扶持服務業的發展。經濟將與過去告別，同時也與傳統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粗放增長模式告別。

當前兩岸經濟合作新態勢

進入新世紀以來，兩岸經濟合作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兩岸進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0年至2014年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台灣總出口的比重、台灣自大陸進口占台灣總進口的比重、台灣對大陸貿易額占台灣總貿易額的比重，分別從2000年的16.78%、3.58%、10.43%，上升至2014年的51.28%、15.06%和34.29%。2003年，大陸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順差來源地。2014年大陸與台灣貿易額高達1,982.8億美元。

其次是兩岸直接投資發展。自2002年台灣對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的比重過半，達到53.4%以來，該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大陸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投資市場。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5年3月底，大陸累計批准台資項目92,858個，實際使用台資616.4億美元。按實際使用外資統計，台資占大陸累計實際吸收境外投資總額的3.9%。另外，自2009年6月30日開放大陸企業來台投資以來，到2014年底，台方累計核准陸資投資項目619個，投（增）資金額計近12億美元。

第三，在ECFA框架下，兩岸產業合作形成民間交流、「搭橋專案」與「產業論壇」會議、建立試點等合作模式。雙方產業合作在開拓新興市場、制定產業共同標準、合作研發生產等方面達成許多共識。

第四，兩岸共建經濟合作制度框架方面的進展。2008年以來，兩岸簽署了包括ECFA在內的21項協定，在兩岸貿易合作制度化方面，海關程序遵循國際規範與一致性、透明性方面，服務貿易和相互投資方面在兩岸貨物、服務和要素流動的需求快速增加的基礎上，共同搭建經濟一體化制度框架，推動兩岸貨物、服務和要素流動方面的無障礙化進程。

儘管兩岸經濟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輝煌的業績，但我們也必須指出，上述兩岸合作的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大陸經濟舊的發展模式之上的，而舊的發展模式所依賴的是大陸經濟快速、持續的增長；人口紅利與環境對出口超長增長的支撐，經濟、金融和地方財政對房地產業的依賴，以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嚴重扭曲，包括大陸對台資在內的外企具有時代特質的超國民待遇。當前這種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大陸經濟已經進入歷史轉折時期，舊常態增長模式的逐步退出已成定局。由統計資料可知，無論兩岸貿易還是兩岸相互投資，近年來一直躊躇不前、進展有限。大陸經濟如何在新常態背景下，找尋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動力，成為兩岸各界關心的議題。

克服阻力把握合作新動能

在大陸經濟步入新常態的政策調整，以及兩岸經濟合作已進展到一定水準的背景下，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主要面臨來自台灣三大非經濟因素的阻力：

第一，建立在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嚴重分歧之上的台灣政治制度和政黨政治結構，使台灣的任何政黨都不可能真正贏得社會廣泛一致的認同，任何政黨執政都會面臨反對黨一方的頑強阻遏，在兩岸關係議題上尤甚，這造成兩岸關係發展的延宕，從而影響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

第二，台灣對國家、族群認同嚴重分歧，導致台灣部分朝野精英對兩岸經濟持續融合心存疑慮，認為持續密切的兩岸關係，將使台灣受制於大陸，迴旋餘地日益狹小，影響台灣的「安全」，從而對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低調消極。

第三，由於台灣制度設計和輿論的影響，部分台灣民眾認為他們並沒有感受到2008年以來形成的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局面，以及兩岸簽署的相關協定對他們生活及就業的正面影響，反而認為相關協議只對權貴有利，擔心兩岸聯繫的持續深化，將會使其生活、就業等方面成本提高。

當前，大陸經濟持續發展的大勢已成，世界經濟格局出現重大變化，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強而不盛」，中國經濟「盛而漸強」。如何面對這一格局，找到自己的新定位、新角色，從而推動台灣經濟再上層樓至關重要。為此，首先要克服上述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三大非經濟因素阻力，擺脫「不統不獨不武」、「親美友日和中」等消極的思路，擺脫被動應對台灣一些政治勢力的操弄和意外事件的干擾，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以更高的眼界、更大的格局讓台灣2,300萬人民和13億大陸人民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台灣人民才能夠持續分享到大陸改革開放和持續崛起的紅利，台灣經濟也才能在新的國際和兩岸經濟發展的大勢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從中近期看，面對大陸經濟新常態，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動能」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從面上看，隨著大陸經濟新常態相關政策的落實，兩岸市場准入、尤其是大陸市場准入將進一步放寬。台灣各類企業可抓住機遇，在更為寬鬆的市場准入，更為優化貿易投資的環境中，切入大陸各類產業，尤其是政府大力扶植、發展的產業，拓展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增長點；

二是從點上看，可加大對兩岸次區域合作的關注。次區域合作指的主要包括與上海、天津、廣東、福建四個自貿區與台灣相關各區域的深度合作，這將可從「點」的合作深化兩岸的經濟合作；

三是要推動包括ECFA在內的兩岸21項協議的落實和延展，這將為台灣的經濟及產業結構調整帶來新機會；

最後，台灣方面應更多的思考如何對外積極全面參與「一帶一路」、亞投行的建設，乘風而上，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如何使「兩岸經濟發展與區域合作進程相銜接」，與中國大陸一道重新贏回中華民族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應有的地位。

（作者係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