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今年1至4月漲1.01％ (去年漲0.79％)，對比其他國家：新加坡今年1-3月漲1.0％(去年漲2.4％)，美國漲1.4％(去年漲1.5％)，日本漲1.5％(去年漲0.4％)，中國大陸漲2.3％(去年漲2.6％)，香港漲4.1％(去年漲4.4％)，南韓漲1.2％(去年漲1.3％)。相較之下，台灣的物價平穩且低廉。本來低物價代表購買力強，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長期的低物價，就造成價格機能不彰，資源不能有效分配，要素不能流動，間接也造成經濟成長的緩慢與停滯。

民眾感受與CPI 有落差

CPI是反應與居民家庭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查價項目涵蓋食衣住行育樂等消費支出370個項目群，約18,000種不同規格花色的商品或服務，每月調查一次至15次。價格較穩定者，如衣著、汽車就是一次的。而價格較敏感者，如蔬果、水產品就可能是15次。一個月下來共計要查35,000項次，之後依國際規範進行編算。

雖然政府花費人力、物力編製符合國際標準的物價指數，但人民顯然感受不到，抱怨「物價明明上漲、但公布的CPI卻下跌」的質疑聲音從沒停過，民間與政府認知上的差異，或許可以歸究出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電子產品推陳出新，舊產品很快就被汰淘，快速的替換周期加速了價格下跌速度，拉低物價。

第二，總指數係由眾多商品平均計算，整體漲幅通常較個別品項變動和緩，加上每個家庭購買的內容及頻度不同，且可能差異懸殊，因此導致總指數的變動幅度，以及個人對物價漲跌的感受常有落差，此種現象各國皆然。另一方面，整體的物價低且下跌，也看到某些物價漲，那必有些物價跌得很厲害，或是異常的低。

第三，因為政策要照顧百姓生活所需，盡量壓低交通運輸及公共費率。很多遊客到台灣發現，相對他們的國家，計程車、鐵公路客運票價、公用電話是如此的低廉。水、電、油、氣也不遑多讓，雖然這兩年油電雙漲引起很多民怨，但仍然是亞洲鄰近地區最低價的標準，這也造成平均每人使用量是國際偏高，某種程度反映了資源的浪費。

第四，CPI將租金，非房價，納入計算。台灣的房地產價格雖高，但依國際慣例住宅屬固定資產，家庭購買住宅並非消費，因此CPI不查房屋價格，居住負擔以房租成本或租金價格反映，包括實際租金及自用住宅租金。可是營建署公布全台有83.6萬的空屋數，空屋率為10.63%，等於每10戶就有一戶是空屋。若以台電用電調查來看，去年全國平均空屋數更達142.6萬戶。回到營建署的資料，空屋率在雙北市，其中小於20坪空屋佔比就有19.5%，遠高於其他大坪數，甚至5年以下的新成屋，空屋比率更高達20.9%。與國際比較，倫敦、香港和新加坡平均空屋率約界於3%-6%之間，高空屋率不僅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不彰，同時也讓台灣租金偏低，進而拉低CPI指數。

長期低物價造成悶經濟

平實而論，物價底廉對消費者有利，但對於店家、企業等經營者就不是什麼好事。廠商經常表示價格不能隨意上漲，以免顧客流失。能賺取的利潤就很少。美僑商會去年發表「2013年商業景氣調查」，提到台灣快要變成一個「低利潤市場」(low margin market)，市場沒有吸引力，越來越多的外商選擇退出台灣市場。美僑商會還表示，台灣物價一直維持在相對低檔，從零售商的角度來說，意味著收入無法增加。而對製造商來說，國際進口原物料價格變貴，成本也就提升，再加上政府稅收跑不掉，物價低，製造商更難以維持。外商不可能虧本經營，就不跟你玩，離開台灣。

而且因為物價低，廠商收入有限，間接地也付不出高薪。近20年加薪非常少，平均薪資已倒退到16年前，而大學畢業起薪也成了22K，造成人才的流失。缺少優秀的人才，台灣的經濟發展更形受限。物價不會漲，不能漲，資源就無法依照新的行情做配置，不值得的資源繼續坐享其成，阻礙社會進步。悶經濟就更嚴重。

「分區基本工資」引發爭議

此外，薪資未隨物價成長，也是讓人民普遍覺得物價高漲的重要環節。近期勞動部長潘世偉拋出「分區基本工資」與「生活工資（living wage）」議題，或許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依據主計總處資料，在2012年，每人平均每月消費支出，與基本工資差不多，分別是18,774元與18,780元。表示整體的基本工資數額合情合理，但是各縣市落差頗大，台北市消費支出是基本工資的135%，雲林縣則只有74%。各地生活工資的數字不同，加薪或超越基本工資的幅度就可以相異。

勞動部指出基本工資各地區一體適用，但擬讓地方政府增訂因地制宜的「生活工資」。這不是讓中南部地區縣市貧窮標籤化，而是具體事實的呈現。中南部可以慢活、養生，雙北則是緊張忙碌。雙北較高的生活工資，某種程度是忍受不良作息、高物價的生活津貼。

一致的「基本工資」是要照顧底層的弱勢勞工，讓他們有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購買能力。所有雇主都應提供基本工資以上的工資水準，否則違法。但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據當地特色及地區性之差異，物價、就業…等等反應生活壓力的數據，訂定生活工資。這樣可以引入競爭機制，突破目前的悶經濟。

且因各地的生活工資不同，地方首長可以藉此創造政績，突破經濟大悶鍋。因為各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要求有接受政府補助的企業，或有承攬政府公共工程廠商，都應給予勞工高於基本工資的生活工資；二方面憑自己的財政努力，由地方稅的稅收及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繁榮地方的各項收入增加，就能給予編制內、外的員工更高的津貼。當相關企業及政府薪資動起來，民間企業就會有壓力，見賢思齊下，會造成工資上升的良性循環。

提高薪資才是良藥

提高薪資是當前的重要政策，近日雙北首長紛紛向企業喊話，希望業主能提高薪資。新北市長朱立倫呼籲賺錢企業若不加薪就應多繳稅，台北市長郝龍斌也主張調整基本工資不應受消費物價指數漲幅3%的限制，他建議時薪應調到新台幣133元、月薪22,639元，北市府已自5月起實施。

這些都是正確的方向。過去10年內只有一次消費物價指數超過3%，目前的調整機制顯然緩不濟急。政府應有更積極的制度與作為。我們十分支持朱立倫市長的觀點，台灣當前的關鍵是「財富分配問題」，建議政府除了給企業減稅的「胡蘿蔔」外，「財稅制度」的修正才能治本。政府在稅制上應連動到員工的雇用及薪水為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而不是只一味鼓勵高科技或強勢產業。

藉由加薪產生薪水的比價效應，刺激調薪正向循環，台灣就可以脫胎換骨，迎向嶄新的未來。

(前者係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助理研究員、後者係台大經濟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