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3日是父親115歲冥誕，承蒙人間出版社呂正惠教授的厚愛，精心策劃出版《葉榮鐘選集》。選集由家姊葉芸芸負責編輯，幾度討論更動終於編成《政治經濟卷》和《文學卷》兩卷。《政治經濟卷》摘選自父親全集中的《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和《近代台灣金融經濟史》，《文學卷》則摘選自全集其他各書，包括《早年文集》、《臺灣人物群像》、《半壁書齋隨筆》、《少奇吟草》、書信和他的自述。校稿的差事落在我身上，雖說不無意外地，當然也是義不容辭的。却也因此讓我在退休後，有機會重新細讀並深思父親的作品與思想，進而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父親。

致力於保存、還原歷史

在閱讀校稿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前半生經歷了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統治的父親，無論是在《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灣人物群像》等紀實散文，或是在《少奇吟草》的感懷詩作中，都不斷地重申日據時期日本人如何欺壓臺灣人民，處心積慮企圖消滅漢文化與漢字。而父親和他的同志們，是如何費心與臺灣總督府周旋抗爭，就是要喚起同胞的漢民族意識，保存漢民族的文化。他在書中曾提到：日本費了半個世紀的工夫，終究未能同化臺人的原因，無法絕滅漢文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父親決定撰寫《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實在是認為那一段歷史如果不記錄下來，則後代子孫將永遠無法知道當時的史實。保存、還原歷史的責任變成他責無旁貸的使命。父親最喜歡的史書是《史記》，當他要寫這部運動史的時候，便參照了《史記》的架構，所以才有類似列傳的「人物群像」。很可惜，他有生之年未能完成全部的書寫計畫，以他所開列的人名，還有許多群俠列傳未及寫出。所幸他完成了《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與《日據下政治社會運動史》，也算是留下了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史記」。回顧寫作當時的時代氛圍，書中的著墨，應還有很多因禁忌而不得不割愛的，即使出版時還有執政者可以信任的四位大老「社會賢達」背書。

中國文化從未被日本消滅

記得小時候，家裡最多的就是書。到處都是書架，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比較奇特的是，書房中一個有毛玻璃合扇門的書櫃，還上了鎖，更奇怪的是，鑰匙放在哪個抽屜，全家人都知道。記得芸姐和我，每每都會偷偷地拿了鑰匙，開了書櫃，拿出其中的書籍來閱讀，趁父親還沒下班前，多看幾頁。

記得我看的第一本就是魯迅的《阿Q正傳》，之後又陸陸續續看了沈從文、巴金、老舍的作品。有一回，看得太入迷了，忘了父親下班回家了，心想這下免不了一頓責罵了。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了餐桌。但是，說也奇怪，父親當晚心情特別好，並沒有責怪之意，還頻頻給我們派菜。當大家吃得很高興時，父親說了一句話：「囝仔人有耳無嘴」，並告訴我們：「你們看的這些都是禁書」。記得他還說：「魯迅本名周樹人，他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叫周作人，另一個叫周建人，可說是一門三傑。文章都寫得很好。」等我們長大懂事後，回想起來，才知道父親用心良苦，或許他是想以引起我們好奇心的方式，讓我們主動去閱讀好書，從而了解除了教科書之外，還有很多該知道的事，也開啟了我們人生的另外一扇門。

當時，我們在家裡所閱讀的書都是日據時代中央書局從上海進口的。在提到莊遂性先生創辦的中央書局的文中，父親有下列的陳述：「在輸入中文書籍這一點，對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與用中國人的眼光去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意義上是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這些書和父親的手稿，我們都已經一併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除了讓有研究需要的人可以使用之外，也希望這些文獻提供見證，說明兩岸的新文化運動思潮並未被日本的殖民統治完全阻隔。

寫下日據時期的台灣史記

父親於1966年自彰化銀行退休，隨即開始著手蒐集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資料，閱讀各類參考書，積極準備撰寫《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是年他67歲。以現今的眼光可能認為沒什麼，但是，對父親那一輩人來說，早已是含飴弄孫的年紀，他却能秉持着堅強的毅力、捨我其誰的意志，歷經四年，在1970年完成了初稿，是年4月1日起開始在《自立晚報》連載。

父親辭世20多年之後，經過芸姐多年的奔走努力，過程中承蒙許多前輩與朋友的幫忙，父親的遺稿終於集結成9卷（共12本）的《葉榮鐘全集》，在2000~2002年間分三批付梓，由台中的晨星出版社出版發行。其中，尹章義教授以校讎學的方法，將父親的原（手）稿、當初《自立晚報》的連載和以單行本發行的《臺灣民族運動史》等三個版本做了逐一比對，讓父親的《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一書得以回歸當初撰寫的原貌，並使得各版本之間的差異與演變受到檢驗，我想父親在天之靈應當有所告慰吧。

具高瞻遠矚的國際觀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這次的選集特別收錄了父親於1974年在美國旅遊探親時寫給林莊生先生的兩封信。也感謝提供此兩封信件的莊生兄，他是父親故友莊遂性的長男。父親高瞻遠矚的國際視野，他對臺灣未來的展望，以及他以新聞記者的敏感度所觀察到的見解，也因此不致於完全被掩埋。

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土頓的信中有以下一段「所謂疑慮未決之問題即臺灣將來之問題，愚對於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向無研究可謂一無所知，但對貧富之懸隔與夫特權階級作威作服之可恨則慮之再三。」信中提到針對當時的現狀，他所想像的三種方式，即國際管理、向中共認同、獨立。信中說「國際管理，照目下之國際情勢似無可能。然則獨立是否可能？因中共之強盛與中美之和解，獨立運動漸趨衰落乃有目共睹之事實。無論共管與獨立皆可信其無補於事，然則臺灣之將來除向中共認同以外似已無路可走，不知賢侄以為何如？『結尾說』就臺灣來說，目前唯一急務是如何由國民黨統治解放，將來之問題只好與八億之中國人民同其運命。」1974年8月12日寄自美國華府的信中說「在波士頓寫的信，是我數十年來未曾吐露過的心情，雖不免稚嫩而有意氣用事之嫌。」

在經歷了40年之後的今天，重新回顧父親這些見解，依然有如暮鼓晨鐘，對時人發出警醒之言。這也是過去為生活奔波的我，不曾細究與深思的。父親已然留給我們最重要的面對歷史與展望未來的明燈。

(作者係葉榮鐘二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