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 既是一部制度演進的歷史，也是一部人自身不斷進步、完善的歷史。講究「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決策文化中，決策者的作用一直為人類所重視。自古以來，中西方在自己特有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識人、用人機制。但由於其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最終形成不同的用人制度。

選拔人才的標準不一 

識馬vs.賽馬

馬克思指出，地理環境是孕育人成長和制約人活動的舞臺和地平線。不同的地理環境孕育不同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性格，從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政治傳統。

中華民族生存繁衍於相對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較少受到來自大自然的壓力，複雜的地形和多樣的氣候，形成了具有東方特色的治水文化。治水文化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注重群體意識和集體觀念，培育著古代中國人謙恭、內斂的人文氣質，中庸、莊重、謹慎的行為戒律。從春秋戰國直至隋初，「伯樂」們通過「養士求賢」、「察舉征辟」方式來實現對「千里馬」的選拔，最終實現利人、利國、利天下的統一。

西方國家大多處於開放的海洋型地理環境，發達的商貿業和航海業，鑄就了冒險、競爭、自強自立的民族性格，高度開放的海洋文化特質，有利於各民族博採眾長，融會貫通。如果去尋找哲學、藝術、文學、數學、科學、醫學及政治思想的源頭，所有的這些知識都會帶到西方。由於追求社會天秤上的平等競爭，個人價值的實現被視為最高目標。在崇尚自由、獨立、平等的氛圍下，在識人、用人上多主張群眾「賽馬」。

道德vs.才華

中西方對選拔人才的原則上，對德和才的要求有不同的側重點。中國以儒孟學說為圭臬，要求以修身為基礎而完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提倡「君子以厚德載物」。在傳統文化的滋養下，形成「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政事，其次藝能。」雖然存在軍功賞爵、九品中正制，但更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從隋唐以來，這種思想通過科舉制進一步推廣，與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由於科舉制的實施，中國的用人制度也第一次具有公開性和廣泛性。

消融和淡化的血緣主義傳統，造就了西方人強烈競爭意識和表現欲，在崇尚科學、注重思辨的社會氛圍中，強調以智為先、平等競爭，以知識性的考查為主要內容，最大限度地選拔深富邏輯、靈活敏捷的聰敏人士。

忠誠vs.利益

中國自古以來，以宗族、血緣為基礎的倫理關係構成了社會關係的細胞。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觀基礎上，形成仁義禮智信的政治倫理哲學，「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的社會倫理取向。當忠誠與利益發生衝突時，提倡重義輕利、甚至捨身取義。這種價值倫理取向深刻地影響到國家用人制度，以至於後期宗族關係為基礎的社會關係雖有所淡化，以政治忠誠度來衡量選拔人才的原則並未消除，反而成為中國用人制度最有特色的地方。

從古希臘羅馬的文明起，西方就剪斷了血緣關係、姻親、宗族關係的臍帶。以「人性惡」為基礎的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和人、財、物的高流動性，使社會中的民眾結成了以利益為紐帶的共同體。而源起於西方的工業革命，並由此建立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進一步放大人的逐利本性，道德愈加處於相對從屬的地位。在道義和利益的權衡上，西方率先承認了利益的合理性。從而在用人原則上，默認「合理的利益」前提。

產生及選拔方式不一

地理大發現以後，世界各國選人機制隨著各國頻繁的交流，不斷融匯發展。工業化時代，民主政治成為新時代的必然產物。在民主體制的框架下，人才選拔制度是現代國家政治發展中的重要課題。

以德為先vs.價值中立

雖然現代社會優勝劣汰的考核標準已融入當今中國的用人理念當中，但中國自古以宗法血緣為紐帶的政治秩序，「人性之善」的倫理觀，使道德為先的價值導向得以沿襲保留；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依然是現代中國選拔幹部的優先原則。在德與才的取捨中，首先注重的依然是思想品德，其次才是工作能力和才幹。

與此同時，對忠誠和才能的取捨，也考驗著西方政治制度用人模式。為避免19世紀政治體制曾經陷入政治分肥的混亂，西方最終形成政務官和文官並存的用人機制。其中，政務官以政治忠誠度為衡量標準，文官以業務考核為優先。沒有任期限制的文官在秉持技術屬性優先的同時，保持政治中立是最基本的要求。

民主推薦vs.票決考核

中國對人才的選拔「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在選拔過程中，公平、公正、競爭、擇優原則正不斷推廣，但歷史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使民眾延續了權威主義的制度崇拜，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堅持選舉、考核等公平競爭的方式時，將執政黨的考察，委任、民主推薦引入人才選拔的環節，再次體現了延續千年的治水文化傳統。

在西方今日的政治實踐過程中，用人制度在傳統基礎上繼續推進。在堅持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基礎上，以投票來篩選政務官，通過技術考核文官，既體現公平競爭，又避免政治分肥，成為西方國家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票決與考核所體現的競爭原則，也是對西方保留歷史傳統的表現。當然，西方現行選拔人才的方式尚不能有效地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精英，而只能依靠不同的選拔標準加以取長補短。

應取長補短、相互借鑒

構建「唯賢是舉，不拘一格」是新時期國家建設的前提，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是保障人才品質的根本。中國用人制度承襲了先賢之見，並對當今用人之利弊加以衡量，最終形成了由執政黨統一領導管理人才體制，不但使這一進程具有權威性、統一性和協調性，更符合傳統價值內涵和中國的政治屬性。同時，科學的用人制度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支撐了民眾信賴和支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近代工業革命使逐利的本性進一步膨脹，市場經濟行為的失調，滋生了權力尋租的土壤。為遏制人性之惡的蔓延，制度設計中如何規避利益侵擾，成為民主政治制度設計的重點。而以權力制衡為根本設計，在實踐中催生出日漸完備的法律文本。由於對人性合理的把握，制度設計由於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權力、人性之惡在此都不能肆意妄為，從而完成制度環境與人性的理性結合。

不同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思維方式、政治體制決定了中西方用人文化的差別：東方求穩，西方思變；東方重倫理，西方重才智；東方重經驗，西方重實證。而近代以來，用人制度的演變使東西方所深蘊的用人之道，出現不同的發展脈絡：西方沿著「理性、民主」的道路演進，而中國則在和諧、包容、穩定方面向世界展示其獨特的魅力。

用人制度作為當今先進的人事管理制度，如同科學一樣是沒有國界的，它凝聚了人類智慧，蘊含著科學的成分，屬於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的共同財富，對此，我們應取長補短，相互借鑒，共同發展。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