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榮鐘(1900-1978)留下300餘萬字的著作，包括歷史紀實：《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和《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人物傳記《台灣人物群像》、隨筆散文及漢詩集等。本文旨在談他書寫歷史與人物傳的差異性。

  父親撰寫《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時，刻意以梁任公(1873-1929)和林獻堂(1881-1956)相識為政治社會運動的開端，而捨棄日本明治維新元老板垣退助的「同化會」。就如同書中開宗明義的凡例所述：所謂「民族」的觀念、係以文化、傳統、目的、願望等共通的心理因素為其內涵。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

《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雖以日據時期的金融體系為重點，但明確指出「清丈賦課」始於前清台灣巡撫劉銘傳，奠定了稅收的來源，日後台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75-1929)只是蕭規曹隨。《台灣人物群像》一書是評價當時台人與日本殖民抗爭的主要領導人。

林獻堂在史、傳中的對比

1956年林獻堂在日本過世，1960年父親因主編《林獻堂紀念集》（包括年譜、遺著、追思錄）而重新提筆創作，當時即發表〈杖履追隨四十年〉，收錄於《林獻堂紀念集之追思錄》。1966年又寫了一篇〈明智的領導者林獻堂〉，後改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收錄在《台灣人物群像》。

〈杖履追隨四十年〉一文父親道盡與林獻堂的私人情誼，文末尤以1952年父親代表彰化銀行同仁去探望林獻堂，他所贈一首詩，當時未能體會而耿耿於懷。特錄於下：「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蕭蕭細雨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其中「故園花草有誰憐」實乃林獻堂之痛，當初這些一起打拼的同志，是他無顏面對的，只好繼續漂泊異鄉到死始得歸鄉。全文細數父親追隨林獻堂40年為民眾奔走的事蹟，感懷之情溢於言表。

至於〈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筆調語法全然不同，這是父親於公的認知，對於歷史的交待。其中有一段特節錄於下：「乙未割台以後霧峰林家對外是由林季商代表，因為他是統領林朝棟嫡子，林家最高的權威福建水陸提督、太子少保林文察的嫡孫，自然而然成為林家的中心人物。但是自林季商脱籍離台之後，林家的主導權就落在灌公（林獻堂字灌園）手中。」父親的目的即在指出霧峰林家是三代以來都是姪子帶著叔叔打天下的，林文察與林奠國，林朝棟與林文欽，林季商與林獻堂，因為姪子有功名，自然而然族長之職是落在姪子身上，一直到林季商脫籍返回祖國，參加孫中山的二次反袁帝制革命，才起了變化，林獻堂也才開始掌握霧峰林家的主導權。

林獻堂對父親，於私而言是恩同再造，因此〈杖履追隨四十年〉是從私人情誼為出發點來書寫。但於公而言，他在書寫《日據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時，除凸出了維新改良派梁啟超、林獻堂的貢獻，但也不忘將林文察、林朝棟、林季商祖孫三代革命派的功績記上一筆。

《日據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於1967年動筆，1971年完成，先於《自立晚報》連載，1972年出單行本，更名為《台灣民族運動史》，2000年以手稿版再現於《葉榮鐘全集》時，復名為《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稱《運動史》）。在第一章〈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濫觴〉導言中，他指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與領導者林獻堂有密切的關係，林獻堂一生的思想行動，除他生得的性格與學養外，受梁啟超的影響最多也最深，是故本篇為追本溯源起見，先由梁任公與林獻堂的關係寫起。」但他又急轉直下婉約地評論「林獻堂參加同化會是他一生被誤會受誣謗最深的一齣」，以林參加同化會「純係出自一種解懸拯溺的迫切心情」為其文過。該文也公正道出林的侷限與貢獻：

何況林氏的性格也不是硬繃繃的革命家，他的資產、地位、聲望，也會使他的行動受到一定的限制。他的思想形態，充其量也不能超過「改良主義」，這在今日雖然平淡無奇，或者已入落伍之列，但在風氣未開的當時，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我們若再進一步去檢討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他的同輩、他的同族大部分的公子哥兒都是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而他竟能獨立獨行飄然不群，也可以看出他的偉大處。……所以他第一著手和板垣伯提倡同化會，可能也是根據任公的指示而來的牛刀初試。

關於林獻堂參加同化會之舉，父親在〈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評價：「1914年伯爵板垣退助以明治維新開國元勳的身份，紆尊降貴來到新附的台灣，倡導創設同化會，當時台灣的一般知識分子（不免有點飢不擇食的氣味），莫不群起響應，林獻堂、林痴仙尤為熱心…論理林痴仙的行動，林幼春是沒有不追隨的。唯獨對同化會兩者之間意見似乎並不一致」。父親認為：在初期民族解放運動，林幼春的「民族純粹性」是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能贏得追隨者的信賴、加強向心力，更大力度的激發個人鬥爭的熱情。林幼春在民族運動的陣營，可以說是魯殿靈光、民族精神的燈塔。對比上述運動史與人物傳的書寫差異，父親評價先賢的歷史地位，在遣詞用字上可謂用心良苦，值得後人細細體會。

蔡惠如為民族運動鋪路人

《運動史》〈第三章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活動〉，第二節提到「新民會」1920年1月11日於蔡惠如(1881-1929)東京澀谷區的寓所成立，席上公推蔡任會長，但蔡極力謙辭，並列舉數點，強調會長非林獻堂莫屬。

「新民會」與先前的「啟發會」、「聲應會」最大的不同處，是當天決議發刊機關雜誌。該決議案的背後原因，1917年俄國10月革命，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14條和平基礎的民族自決，1919年朝鮮發生了三一獨立運動（即萬歲事件），同年大陸發生了五四運動，這一連串事件衝擊著台灣海外留學生，促成了「新民會」後來成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指導機關凡十餘年。蔡惠如在經濟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仍拿出1,500元交給林呈祿，創辦了該會的機關刊物《台灣青年》，成為後來台灣人唯一的報紙《台灣新民報》。

父親在〈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描述：「在民國初年，惠如先生是中部地方首屈一指的領導人物，其聲望也許比較林獻堂更為顯赫。」父親在文中指出三個理由：(1)蔡惠如講義氣，重然諾、富有熱情，自然也有「雖千萬人我往矣」的衝動性，頗具東方式豪傑的風格。但台灣民族運動過去武裝蠭起，屢試屢敗，祗有退而求其次改用交涉方式，所以領袖的人格、信譽極為重要。(2)東京留學生畢竟是少數，而運動必須是能夠博得全台灣同胞的支持。(3)這種運動是需要有雄厚的資力才能夠持久，發生作用。

蔡惠如自知以上三點遠不及林獻堂，所以他願意以鋪路人的身分來促進這個運動的進展。在這裡必須提一下，蔡惠如的孫子蔡意誠，在白色恐怖時代兩度入獄，坐了23年多的黑牢。他也出資贊助創辦了《夏潮》雜誌。

1920年7月16日《台灣青年》月刊在東京創刊，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在《運動史》〈第六章台灣文化協會〉的導言有以下陳述：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青年》雜誌是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三大主力。

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緣由，在《運動史》中有以下幾點論述：(1)官方記錄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所編的《警察沿革誌》所載，「在島內為該運動的先驅者而奔走於團體結成的是台北市的開業醫師蔣渭水…1910年7月蔣訪謁林獻堂，協議團體組織事宜。(2)蔣謂水的回憶，在其所著〈五年中的我〉第三項〈組織文化協會的動機〉：自林獻堂氏歸台，在台北開了歡迎會以後，新交的同志，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諸氏，屢次慫恿我出來組織團體，並提出他們所做的青年會章程和我研究。我考慮以後，以為不做便罷，若要做呢，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於是計畫出來的就是文化協會。(3)醫專學生間的醞釀，據何禮棟的談話，在1920年11月間（當時他是醫專四年級生）他與同學李應章、吳海水，為避免日本官憲的干涉，不談政治，専以啟發台人的文化向上為目的擬組織一個團體，苦於沒有可做領導者的社會人士，經賴石傳的推薦而找上蔣渭水。綜合以上三點，可以確認台北醫專學生找上蔣渭水，而蔣渭水希望能有更大的影響力，又找上林獻堂，以期獲得社會更多民眾的支持。

台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學校舉行創立總會。公推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總理」是孫中山國民黨所採用的稱謂，在當時的殖民統治下是不被容許的。

〈台灣文化協會〉特別提到「二林事件」，父親認為這是台灣左翼思想的起源，二林的文化演講將一個僅能容納200人的碾米廠擠得水泄不通，圍觀民眾多達3千人，促成了二林農民組合的成立。李應章、簡吉、葉陶這些當時有左翼思想的人，展開了台灣另外一條路線的社會運動，父親的目的即在留下線索，讓後人得以順藤摸瓜，由此認識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反殖民抗爭，如何演變成階級鬥爭的過程。

《運動史》敘述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歷史的臨時大會在台中市公會堂舉開。屬於連溫卿派的大甲、彰化及由台北大批湧進會場的無產青年占大多數，他們以連溫卿為中心占據座席的中央，大有睥睨全場的氣勢…依據新章程選舉中央委員的結果，連溫卿直系11人當選…蔣渭水與連溫卿本來是共同戰線的提攜者，但因兩者思想上有不可踰越的界限…所以他也不屑留在連派旗下共事，…向來以民族主義的文化啓蒙團體的形態存在的台灣文化協會，一變而成以階級鬥爭是務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啓蒙團體。」

1927年7月10日，台灣民眾黨假台中市新富町聚英樓酒家舉辦創立大會。「1928年2月台灣工友總聯盟結成後，民眾黨的政策顯然有遷就階級鬥爭的傾向，這與立黨當時所標榜的全民運動頗有偏差。不過民眾黨對於工友聯盟的袒護與遷就勞工運動的態度，黨內的民族主義者頗不以為然則是事實。」

他在人物傳〈革命家蔣渭水〉則陳述：「民國17年（1928）在渭水先生指導下成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據說它的組織法，完全用上海總工會的章程做藍本…在那個階段，無疑地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大多數的指導者，對於青年及勞工的力量並沒有充分的認識，唯有他能夠洞察時代的趨勢。」父親對蔣渭水因同情無產階級，而造成日後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感到惋惜。

革命派的風骨不容或忘

父親於1974年赴美探親，在家兄的陪同下拜訪了在渥太華的莊生兄（莊遂性長子）。之後在給莊生兄的信裡指出，台灣人自決是行不通的，唯一的路就是「與大陸八億中國人同其運命」。國共內戰時期，麥克阿瑟一再倡導台灣國際託管論，而父親認為兩岸是中國人自家的事，容不得外人說三道四。身為出生於台灣的中國人，怎能依附外國勢力來損害兩岸統一的民族大業？

父親從美國歸來後，在戒嚴體制下分別於1975年8月、10月與12月在黨外雜誌《台灣政論》連續發表了〈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革命家蔣渭水〉，以項莊舞劍之舉對國民黨政權發出批判。同年12月27日《台灣政論》刊行五期後即被查禁。父親除了期許年輕一輩能認知、傳承先人之志，最重要的是，希望台灣青年在謀台灣出路的同時，不可或忘這些革命派的民族風骨與祖國情懷。

（作者係葉榮鐘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