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泛民陣營和學聯等組織發起的「占中」群體中出現魚龍混雜和暴力的情形，香港部分泛民主派議員目前援引《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告狀，要求聯合國去信中國大陸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在2017年實行普選制度，亦即港人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

此舉引起國際社會和中央有關部門高度關注。有評論家認為，香港雖然已回歸17年了，但年輕一代，尤其是知識菁英，至今還缺乏對祖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這是導致近年出現大小規模的反政府(實質上是反中央)示威和抗爭活動的原因。

有人把這些反政府抗爭視為「港獨」的一種表現，筆者不太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根據最具權威性的《奧本海國際法》第三章第四節《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土地和人民擁有排他性的主權，也就是屬地和屬人權威。按照有關定義，中央政府作為一國之主，對於國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具有行使最高權威的權力。因此，「港獨」在香港這塊中國的土地上，已經沒有任何空間，所謂「港獨」，只是個假命題。

至於香港在回歸前簽署加入的《人權公約》，北京政府完全可以運用國際法中《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對回歸後的香港實施「屬地和屬人權威」，即對香港回歸前簽署加入的《人權公約》實行國內管轄，也就是將它納入《基本法》的框架內。而人大釋法或人大決議就是實施「屬地和屬人權威」，亦即實行國內管轄的體現。這種權利是國際法所允許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委員應該很清楚。然而，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挑戰北京這種屬地和屬人的權威呢？又為什麼有人把它解釋為「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矛盾呢？

據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從事研究工作七年多來的經驗，結合對大陸社會的仔細觀察，發現大陸和香港之間就「兩制」而言，其界限已愈來愈模糊。特別是隨著近年大陸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社會管理階層特別是公務員素質和效率快速提高，「兩制」的差別愈來愈小，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制度愈來愈趨同。

嚴格說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復存在，但是，香港人和大陸人在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方面還是有區別的。特別是知識菁英階層，在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與大陸的差異尤為明顯，畢竟香港經歷過英國156年的殖民統治。我把這種文化和價值認同方面的差異，歸結為「殖民化」和「中國化」的矛盾，而且認為，這才是當前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事實上，類似這種「殖民化」與「中國化」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在1945年後台灣回歸祖國時也曾出現過。

台灣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經日本50年殖民統治，台灣的語言文化、價值系統乃至政治制度架構，已完全實現了日本化。特別是二戰爆發後，日本政府為適應戰時需要，對台灣等殖民地推行「皇民化」政策，甚至強行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姓。

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台灣之後，也經歷過「中國化」與「皇民化」的激烈衝突。鑒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國民黨政權以鐵腕方式去「皇民化」，從語言文化(推行中國語教育和講國語)、價值認同到政府管治系統，都強力推行「中國化」政策。結果短短幾年內完成了由「皇民化」走向「中國化」的轉變。及至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雙邊和約》，把台灣人的日本國籍轉變為中國國籍，從此，從國內法到國際法，台灣實現了真正的回歸中國。其方式雖然有些粗糙，並過度使用強制力，但從解決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社會深層矛盾、特別是以「中國化」去「皇民化」的角度來看，效果無疑是顯著的。

目前香港社會的政府架構和公務員系統，仍以「殖民化」的價值判斷為準繩，公務員升遷、教職員工考核皆以「殖民化」的價值作為標準，這種在價值取向上崇尚「殖民化」和「去中國化」，必然導致年輕一代缺乏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甚至產生抵觸和排斥，且隨時可能爆發為一種反政府和對中央政府的消極抗爭。其結果將導致香港公務員和政府系統的管治效力愈來愈低，社會分化日益明顯，也愈來愈缺乏國際競爭力。

香港的「殖民化」與「中國化」這一深層的矛盾，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可以預言，整個社會將長期陷入內耗，並且日漸沉淪。解決之道在於加強「中國化」和「去殖民化」。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