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數年來主張增加國文教學時數、提高文言文比例、必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其實，若非部定授課時數的保障，若非升學考試的高額分數配給，照市場決定的話，國文搞不好會退居為副科甚或選修科？從這角度來看，包括12年國教方案在內，各科比較起來，教育部還沒那麼虧欠國文！何況它還加上一科額外計分的作文？

但恰恰是作文，成為首度國中會考遭人非議的標靶。其關鍵問題不在6級分，還是3級分，而在於「一試定終生」的弊害。無論升高中或升大學，作文宜退出一次性的升學大考，改採能力檢定制。中文本身的廣度與深度，決定了中文表現方式的無限可能，從而決定了目前一次性大考作文的不合理性。

主管當局可參考民間行之有年的英檢、中檢、作文大賽等模式，每年至少公辦兩季的作文能力檢定。不設年齡、學歷甚至國籍限制，以12等級驗證考生作文能力，並授予證明。各級招生校系，再依自身需求決定作文條件。如此的作文檢定機制，可形成和凝聚社會對於中文表達能力的共識，避免或減少非能力成分的存在。

另外，針對升學多元的需要，作文能力檢定可用增量改進的方式。在縱向的12等級之內，每一等級還可橫向增闢各類文體競試，如論文、散文、新詩、小說、古詩、文案、廣告等。於是某考生的作文能力或許是8級，或是8級論文類甲等，各校系則自行設定作文的錄取等級和類型，或一般、或特殊，共同實踐「適性揚才」的目標。

人工閱卷的主觀性必然存在，但這是技術問題，可以集思廣益，逐步改善命題品質和評分機制。迨將來作文能力檢定制發展成熟，具備一定高度的公信力時，包括政府機關在內的社會各公私行號用人選才，均可依實際需要採計這套檢定。讓該制度擴大社會基礎和影響，再反過來追求和鞏固該制度的完備。

國文教學與應試作文不同。國文提供閱讀材料，作文應用這些材料；國文是現行主科，作文是升學關鍵；國文陶冶人品，作文體現性格與情思。無論作用如何，國文與作文都是以中文為載體。國文的背景是深厚悠久的中國哲學與歷史，更是基於這種歷史文化所塑成的君子人格，包含仁義禮智、忠孝節愛、溫良恭儉等特質。

影音、聲光、動漫等輔助工具，有刺激官能效果，但習慣於圖像的學子，難以掌握每個中文字背後的哲學、歷史和文化的內容。而商品化社會又造就出焦躁、頻怒、短視、虛無、物慾強、抗壓力低的新人格。

老子說：「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國文是中華民族歷史、哲思、文學、藝術的集中體現。如果中學幾年下來，演練過成千上萬道的選擇題，卻無法完整地口說筆述任何一篇章的特色與傳承，就說明這種見樹不見林的國文搶救失敗。如增加教學時數、提高文言文比例，只在延長「標準答案」的演練時間，又有何益？

「以整體認識個體」的國文教學方法和原則，目的在培養學生自成脈絡的中文表達力，而不是靠些零碎式的試題演練，養成學生猜題和背題的習慣。考試內容若能顧慮及此，則中學國文就有望步入以大量閱讀、深入思辨、研究報告、語文表達為主要的教學內容。

以上只是窒息國文教學的初階問題；至於進階問題，怕是連著力點都不便碰觸了。

上個世紀90年代以降，配合政治需要，中學歷史教育搞起「同心圓史觀」。20多年來，「同心圓史觀」不但向小學生紮根；連當局想「微調」一下，竟也會掀起政潮。中國通史成了外國史、斷代史之後，台灣學生閱讀國文所需的背景知識隨之斷層，執事者以大量台灣白話作品和涉台古文填充之。「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呼籲提高文言文的比例，不但在教育技術上條件不足，更在政治上向當道打臉，能有好結果嗎？

基於同一種政治需要，小學搞「台語(母語、鄉土語、本土語)教學」，近來還有政客強力要求國中生每周加一節本土語必修云云。且不說這進一步排擠已然弱化的中文教學；小學生的父母不論原、漢，不論來自唐山、越南、印尼、緬甸，為何一律要學說「台語」？原本已經吃緊的中文教育又要增闢戰場，豈不矛盾嗎？

據大陸媒體近日報導，英文將在2017年退出全國統一高考；同時，高考的中文與數學計分將被加重。這種台灣無法想像的改革，並非片面否認英文的作用，而是將英文能力測驗還原為社會考試的型態，從而將英文請出升學考試的統一門檻之外。

全球有1/5人口以中文為母語。英國學者大衛．葛拉多（David Graddol）預測到2050年時，全世界最普遍的前三大語言將是中文、印度話及阿拉伯話。美國自2006年起，將中文視為「戰略語言」，並將中文引入主流教育系統。而日本大中小學生乃至社會人士報考中文檢定者，直追報考英文檢定的人數。全球第一家孔子學院在首爾掛牌，而且首爾大學的中文系報考率已超過英文系。

當東亞各國合作完成27,000多個電腦漢字編碼，中文資訊「書同文」的全球化時代，台灣卻自縛於以意識形態糾葛為背景的簡體字、繁體字之爭，以及通用拼音、漢語拼音之辯。類此零碎的爭辯，對上明年將達500家的孔子學院，則中文復興的依託還需爭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