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抗戰的一頁血淚史，我們應一方面透過歷史的記憶，了解真實的過去，傳承後代，這是考據。另一方面，我們應把它轉化為歷史思維與精神，供後人效法，這是義理，也是微言大義。

  中華民族的歷史觀，不只是對史實的掌握，這是考據的功夫，更重視歷史思想的建構，這是義理的主意。簡言之，歷史的作用不能停留在記誦層次，必須進一步把歷史轉化為形而上的砥礪與傳承，方能真真切切達到承先啟後的目的。

就當代台灣人而言，抗日戰爭雖然主要戰役均發生在大陸本土，但從1895年乙未割台之後，直接參與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求取中華民族生存的台灣前輩中，付出鮮血、犧牲生命者，大有人在，斑斑可考。質言之，台灣人民和大陸人民共同抗日的歷史，必須連結考據性的民族記憶和義理性的歷史哲思，才能彰顯對日抗戰在台灣的珍貴意義，也更具有微言大義的價值。

劉放吾：打仗是我的職責

就記憶而言，歷史是延續不斷的，對日抗戰表面上的記載雖僅從1937至1945年，但絕不意味之前與之後和抗戰毫無相關性。相反的，必須前後展延抗日事實，方能理解抗戰歷史的真諦。本文試舉一位抗戰英雄與大陸和台灣的奇妙交會。

對日抗戰時期，中國遠征軍曾經在緬甸，為中國和盟軍打下令人世人稱頌的彪炳戰功。其中劉放吾是當時孫立人將軍所領導的新38師第113團團長，曾參與緬甸1942年3月的仁安羌之役，協助盟軍拯救了7,000名英國士兵的生命。

劉放吾1949年因國共內戰而輾轉來台定居。除役後的他為了生活，必須踩著三輪車賣煤球為生，其後，在國內外友人的支持下，劉將軍乃做起液化煤氣生意。1977年劉將軍移民美國定居。199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美時，時值仁安羌大捷50周年，她特地拜訪劉放吾，表達英國感佩將軍之意。當時坐在輪椅上的劉將軍說：「我是軍人，打仗是我的職責。英軍是並肩作戰的友軍，友軍遇難時，援救友軍是份內之事，不能列為戰果。」同年7月27日，美國總統老布致函劉將軍：「我願代表國家感謝你解救500多名美國記者、傳教士及數千名英軍的英勇行為。」其後，在劉將軍公子等人的努力下，馬英九於建國百年之時，明令褒揚劉放吾。

從1949至1977年，劉將軍生活在台灣近30年，我們有理由說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雖然劉放吾的故事直到半世紀後才為世人所知，但歷史沒有忘記他，所有中國人更沒有忘記他。他連接了抗戰，也連接了台灣與中國。

掣白梃以撻堅甲利兵

歷史除了記憶外，也有義理存在其中。對日抗戰的精神，究竟給了當代台灣人民何種的思想指導原則與啟示，亙古而彌新？

一是以寡擊眾，以劣勢擊退優勢，反敗為勝的精神。中國人口遠勝於日本，可是自從187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現代化和人口素質，遠遠超越中國。史學家黃仁宇在《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曾明白指出：

為維持龐大的軍隊、國民黨政府在諸內陸省份實施序「田賦徵實」（以實物納土地稅）…從背景因素來說，稅籍不過是一堆混亂的舊資料，幾乎沒有兩個縣採用同樣的編排標準。有些地區明白承認，原始資料是明朝時留下來的…，這種方法無異要求用中世紀的制度來承擔現代戰爭的主要財政負擔，悲劇的下場一定很慘。

黃仁宇所觀中國當時的財政悲劇，同樣發生在軍事裝備上。中國人在與日軍作戰時，曾經使用令世人無法置信的原始武器如大刀等的「樸素戰爭」，以對抗一個全機械化、現代化的日軍。這真是一場中古世紀和現代化軍隊的對抗，其實力之懸殊舉世所無。而正如秦孝儀先生所譜的《先總統蔣公紀念歌》，其歌詞所言，蔣中正所使用的武器是：「掣白梃以撻堅甲利兵」。

二是全民一心共赴國難，團結一致對抗日軍。抗戰精神也可以稱之為重慶精神，但究竟何謂重慶精神？這可用秦孝儀《先總統蔣公紀念歌》的「重慶精誠」名之，所謂精誠，即是親愛精誠之意，亦指精誠所致，金石為開。在重慶精神的召號下，當時的中國人民，真可謂是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南西北，全民族共同團結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一致對外抗日。後代史家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對日抗戰中的歷史功過，黃仁宇也有這段論述：在多數西方觀察家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批評中，雖然有許多事實，卻很少有發人深省的見解。例如，只會一味指控「貪污和無能」，還通常引為這個議題的最終結論……如果極力降低蔣介石不屈不撓的努力抗戰精神，就很容易誤解整段的當代中國歷史。

就在黃仁宇所觀察「在國家經濟支撐好社會架構之前，政治組織不可能先發展出運作上的效率」的情況下，多數中國人幾乎和蔣介石一樣懷抱著「抗戰精神」，準備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爭取中國的永續生存。

三是養成更為堅毅的民族性格。對於歷經諸多生死關卡的中國戰士們，他們所培養出的堅此百忍的意志力，是令人動容的。劉放吾的兒子劉偉民如此描述他的父親：有一天，父親看完反映諾曼底登陸第一天所發生事件的著名電影《最長的一日》，回家後獨自坐在屋裡，他探頭去問。發現父親眼裡閃著淚光，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劉偉民說，那時他才覺察，父親內心深埋著很多的委屈。

類似劉將軍這種故事，也發生在許多歷劫歸來的戰士身上。數年前，公共電視台曾放映一部由大陸導演龍淼淵所拍攝的紀錄片《發現少校》，片中主角趙振英亦是中國遠征軍的軍官。當他回憶對日抗戰的情境時幾度哽咽，眼泛淚光，但仍堅毅地不讓淚水在鏡頭下流出。諸如劉老將軍和趙少校的堅忍態度，還有更多老戰士們亦復如此，他們面對民族與個人的苦難遭遇時，所呈現頂天立地的態勢，皆為中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民族特質，增添厚實的力道。

當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上述包括逆境中求生存、堅毅不拔的抗戰精神，由親身參與浴血抗戰的戰士們傳承到台灣，成為台灣發光發熱的重要推動力量。

台灣抗日始於1895

最後，傳統以來，史學界一直將二戰的中日對抗，期限界定起於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不過，大陸教育部突然在今年初通令全國中小學課程，將傳統8年抗戰改為14年抗戰，即起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終於1945年。不過，若要論中華民族對日進行生死存亡戰鬥，則不能忽略台灣民眾的對日作戰，遠遠久於大陸同胞在七七事變或九一八事變。

質言之，當1895年清政府決定割讓台灣之際，台灣民眾就已發起諸多前仆後繼、震驚全球的對日作戰。為反抗日本占領與殖民台灣，所做出的貢獻與犧牲，絕對不亞於大陸，並可譜寫一部中華民族抗日的大歷史。所以，既然大陸方面站在民族的奮鬥史，決定把抗日史觀提前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就應該本著兩岸同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將1895年乙未割台，作為民族共同抗日的起點，這是史學界乃是全民族可以思考的史觀。它代表著台灣人民在近代中國的奮鬥過程裡，絕非「神州袖手人」，而是締造歷史的參與者。

(作者係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