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在北京與華盛頓於1972年2月28日已簽署的《上海公報》基礎上，雙方公布了《建交公報》，建立起「全面正常化」的邦交關係。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使中華民國台灣終於必須面對兩個根本問題：一是被美國「廢、斷、撤」，失去與中國大陸糾纏對抗下去的最大靠山；二是北京以國民黨為對口提出《告台灣同胞書》，正式公開了全新的對台政策（路線方向），建議兩岸以和平談判結束敵對，展開共謀國家統一的步驟。

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問題」的最劇烈變化，但它包含有因國共反目引起內戰，導致兩岸分裂敵對（已長達30年），徒利霸權外國操作危害，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慘痛傷害的務實反省，以及撥亂反正、設法挽救的正面企圖。凡是具有正常民族認同、愛國意識的中國人，應該都會樂觀其成。

因此，全世界與兩岸的中國人，都雙目炯炯的注視著台灣執政強人蔣經國會如何反應。而蔣經國很快地以「三不」，表達了他第一時間的回拒。可以理解，蔣完全明白當年的台灣，即便處在華盛頓─北京的和解背景下，也不會因此獲得更多的「自主」，甚至反而會承受更大的監控與擾亂。「三不」主要是安美國之心，或許也有間接向北京表達「稍安勿躁」的含義。

從1979年此刻開始，「台灣     （問題）」正式變成華盛頓─北京雙方短兵相接的角力場域。但美國在台灣享有的各類優勢，遠遠超過大陸。大陸在這個鬥爭從零開始的起步階段，只有依靠/強調台灣同胞的中國意識/認同，以之做為其對台工作出發上陣的裝備。北京那樣天真的高調表白及所建構的政策/戰略，其實無異把自己的底牌過早地暴露給美國，提供它相對充裕的時間，來謀劃與進行有效的反制。「從台灣下手」是美國霸權主義長程對中國戰略中的核心要害。把台灣打造成具傷害/拆散中國功能的犀利武器，最晚可從1979年2-4月《台灣關係法》，完成美國國內立法程序後同步起動。

在今天，我們已經能夠較具體地歸納出美國此一「對台政策」的幾個重點：

首先，1970年代最初，美國在尋求跟大陸關係解凍的同時，它也進行了深入/務實的研究與分析「台灣前途(選擇)的可能」，結論是「台灣終必尋求獨立，成為新的主權國家」。其次，它附帶指出，有兩個障礙必須有效控制/排除。一是忠於蔣氏國民黨的各級（外省人居主要）職業軍官；一是台灣社會下層的（外省人二代）眷村子弟組織的黑道幫派分子。

美國霸權帝國主義在台灣的「神奇影響力」，在1984年10月以「江南案」展示了它所向披靡、壓倒性的全勝。

本文無意贅述「江南案」的各方面情節，也認為各界的追究口舌，幾乎只是遮掩、誤導這一「陰謀」真正目標的煙幕。30年之後，走過這段歷史的台灣，應能明白地接受以下事實：

一是軍事情報局的高層核心，策劃吸收並訓練當年已是台灣最大黑道幫派「竹聯幫」的領袖人物，曉以彼等「愛國鋤奸」大義，而奉派赴美執行暗殺。

二是吸收並訓練體制外的江湖好漢，組成行動小組到美國殺人，整套作業過程絕非倉促草率，各項配套環節必然費力耗時、極度機密。但刺殺工作完成後不數日，「美國警方」便鎖定國防部軍情局涉案。

三是直接後果則有：(1)蔣經國公開宣告「蔣氏政權」到他為止。這包含有太多長期一黨獨大的國民黨不得不放棄的權力。蔣在被迫交出/放手獨攬的黨國大權之同時，拔擢李登輝切入接班人位置，那個以扭曲/切割/顛覆原國民黨中華民國為主旨的「寧靜革命」，開始蘊釀發動。(2)做為蔣氏國民黨一黨獨大戒嚴體制最頑固的維權機器，也是以絕對忠於蔣氏層峰的軍方鷹犬角色，存在於台灣的國防部軍情局，被幾近於撤廢的「整肅」，固有職權遭到最大程度的褫奪。台灣社會爾後的「自由」、「民主」因此成為可能，但這也重傷了國民黨體制內的「反台獨」力量。(3)外省人二代為主幹的各地黑道幫派，被迅雷不及掩耳地以「一清專案」名義，一夕被清剿瓦解，首領人等則隨之專機/船集體移送綠島管控。

簡要綜合「江南案」在台灣引起的連鎖反應，殘酷的事實是蔣經國歷史的指日終結；國民黨固有軍事架構的政治核心保衛系統被「設計」狙擊潰敗；台灣基層社會的反台獨者被沉重打壓、嚴密控制，喪失了干涉台灣政治前途事務的能力。

目睹這些真實後果，佐以對1984年後30年間台灣益趨狂亂的觀察與理解，「江南案」詭異的發生，應該是一個大戰略布局下，一次戰術的完美操作。

江南（劉宜良）本人原來是蔣經國嫡系「政工幹校」早期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材，後來送他到美國深造就業入籍，也是國民黨長期在美國搞「布建」的陽謀。所以，江南是什麼角色，美國安全部門不可能不清楚。

把這樣的一個人，設計到一齣精細算計的「借力使力」、「借刀殺人」陰謀戲碼中，這也說明江南之死，對他個人而言，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它最讓人驚駭惶惑的，應是美國竟然在30多年之前，已經取得國民黨核心高層的聽命配合，幫助美國執行拔除蔣氏父子障礙，達成對台灣全面支配操控的圖謀。

30年後的台灣，藍綠政治勢力合演的「民主劇」，大概也是美國反制/拆散中國的棋子吧！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