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年前，琉球王國遭日本吞併。台灣人應再審視這個重大歷史事件：不僅因台灣曾與這個近鄰分享過「琉球」的名字，一起見證過明、清構築的中華世界秩序，更因為台灣與琉球同為近代日本征韓、征琉、征台一系列擴張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琉、台遭受日本殖民統治的相似遭遇：前者亡國，受殖民者嚴酷壓榨；後者與母國分離，成為遭殖民者貶諷的「清國奴」。日本非但斬斷中、琉的密切往來，更將琉球變成侵略釣魚台和台灣的跳板。在日本的殖民地差序體系下，台人遭日人歧視之餘，也受到較早成為殖民地臣民，同樣受日人歧視的部分琉球人的再歧視。更有甚者，當台灣終結日本殖民，回歸母國後，她的附屬島嶼──釣魚台仍受美、日掌控，且將其塞到琉球轄區內。對此，琉球人並無置喙餘地。

日據之下台灣人受到某些琉球人歧視，我們對琉球卻難起記仇、報復之心，只是增加我們對琉球三度被殖民的不幸和三重後殖民經驗的體會與同情。

傳統東亞國際秩序

14世紀起琉球加入中國建立的前現代東亞國際關係體系—「天下」體系，與朝鮮、越南等「藩屬」一起向明、清「朝貢」。在天下體系內，「天朝」不干涉藩屬內部事務，不榨取其資源和經濟利益；藩屬政權在政治上尋求天朝對其合法性的背書，在經濟利益上則更近乎單向受益。德川幕府建立後的日本試圖構築與中國對峙的另一朝貢體系，但其目標卻是控制朝貢國，反轉朝貢國經濟利益的流向。

17世紀初，日本薩摩藩成為琉球的第二朝貢中心，脅迫琉球將從中國獲得的回賜和本國半數以上的財政收入交付給薩摩。薩摩長達270年的脅迫與壓榨，留給琉球人難以磨滅的痛苦記憶。琉球兩屬，是明治之前日本企圖打破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關係體系，建立一種新的（未必是好的）國際關係結構的開端。

經由「維新」，明治政府主動接受迥異於傳統的東亞國際關係模式，卻大有利於日本擴張的西方國際關係體系，包括附屬於其下的帝國主義邏輯，於1872年廢琉球國為琉球藩，並於兩年後藉口處理牡丹社事件攻打台灣；再過5年，索性吞併琉球。琉球人名義上變成日本沖繩縣民，實際上卻是日本帝國的二等公民。在日帝侵略亞洲和太平洋的戰爭中，琉球人的真實身分畢露無遺，他們成為砲灰，在被騙、逼迫下集體自殺。試想當年美軍如先攻台灣，日本會給我們琉球人的待遇，還是日本人的待遇？

日本戰敗，身為受害者的琉球未獲美國支持，實現獨立心願，反而淪為美國軍事佔領地，開啟第三次被殖民的經驗。美國占琉的目標，與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動機雷同：阻止東亞自主汲取其傳統國際秩序中平等、互利、和平的精神遺產，維持由一個更強大資本主義帝國主宰的亞洲秩序。

上述事實有助我們理解具琉球特色的「後殖民」心靈現象：遭受薩摩壓迫，卻刻意向中國冊封使隱瞞其處境的痛楚；在日本歧視下，只能再向下歧視台灣人的心理；在美軍占領下無法實現獨立願望，只能退而尋求「回歸日本」的心情。與此同時，對抗殖民體制和殖民文化的呼聲，仍存在於琉球社會深層：逢農曆中秋，首里城都要復現琉球王國時代恭迎中國冊封史的儀式。此舉在曾有相似經歷，但民族主義高漲的當代兩韓與越南是難以想像的。韓、越一面利用西式民族主義反抗近代殖民主義，一面諱言傳統東亞國際秩序的歷史；琉球則在持續質疑日本統治合法性的同時，珍藏著一些東亞共同的歷史遺產。

琉球映照中、日價值

古代日本和琉球，都曾長期仰慕中國；在中國的價值體系與中國主導的東亞國際關係體系式微後，兩者的命運大不相同。

琉球以自身為中心觀察近古和近代東亞國家間互動的歷史，痛切體悟到中國的價值體系與中國主導的國際關係體系的內在合理性，即：中國文化價值中具備自他諧和、扶持弱者、協和萬邦、天下大同等普世和理性的成分；中華天下秩序在規範國與國關係時，形式上並不平等，但實質上是平等的；現代西方價值體系與國際關係體系在規範主權國家間與民族間的關係時，在形式上完全平等，實質上卻不平等。

脫離「慕夏」階段，邁向成熟的日本古代文化，則發展出崇服強者，輕視弱者的價值取向，並由社會層面引伸到國際關係層面。繼拒絕向蒙元臣服後，14世紀後半期的日本再度拒絕向明朝朝貢，理由即在於輕視缺乏擴張意願和征服能力的中國。但稍後，日本又與其他東亞古代國家一樣，爭相向明朝朝貢，原因也很現實，「朝貢」根本是中國單方面送錢、送禮；平白獲益的事，不做是傻瓜，但心中的鄙視卻日漸增加。果然，17世紀後半期起，日本自命「中國」，德川家康在致明朝的國書中，標榜自己已是足以取代中華的「大日本」，欲將中國納入日本的「華夷秩序」體系中，只不過這個體系的內在價值與中國的「華夷秩序」不同，其核心在於崇尚實力的「霸道」，而非崇尚道德的「王道」。

19世紀中後期，郡縣制在中國已經實行了21個世紀，重整後的中華天下秩序也已穩定存在6個世紀。這個體制的細節固然依自身的邏輯發生變化，但其主要面向仍是穩定、和諧。與此同時，甫經歷由封建制向郡縣制轉化，正在探尋轉型初期方向的日本，遇到與其社會結構和演變方向類似的西歐，目睹西歐、北美國富兵強，乃徹底拋棄中國式「華夷秩序」的外殼，擁抱西方的主權─民族國家模式，以及附屬在這個模式背後的帝國主義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西化的過程中，從未喪失民族自信，它對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吸收，係建立於光大其民族傳統的基礎之上，包含霸道精神在內。

反觀中國，19世紀後期以來即開始喪失民族傳統的自信，包括對王道精神感到自卑，曾試圖以各種西方模式取代中國傳統。將外來的價值普世化的結果，只能是將自我夷狄化。

琉球遭日本吞併，是中華世界秩序崩壞過程中倒下的第一張骨牌。但中國的基本價值，迄今仍受到琉球知識界的尊敬。那霸的沖繩縣立博物館，不僅呈現出琉球、朝鮮等國與明、清之間的關係和相互之間的關係，更忠實呈現清朝先是阻止日本吞併圖謀，後來苦心扶持琉球復國的史實。以中華王朝的天下體系對照美國主宰的主權國家體系，則前者在形式上不平等，而實質上平等；後者在形式上平等而實質上不平等的本像就會凸顯無遺。

琉球博物館的展覽內容，在當代中國、兩韓與越南的博物館中，都難覓蹤跡。揆其原因，服膺西方主流價值下的歷史論述與歷史呈現，沒有為東亞的價值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留下空間，自我夷狄化。

有必要認清，在中日、中美之間，價值觀的差異迄今依然存在。中國、東亞的價值與西方的主流價值不同。我們不僅需要反省西方的主流價值，還應從東亞的傳統中發展出一套不同於西方的普世價值，即透過對傳統的繼承和重新闡釋，使古老的價值再次展現其普遍性。孔子終生抱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理想，正是一個值得發展的普世價值。

琉球地位與國際正義

古代中國王朝主導的「中華世界秩序」長期有效運作的原因之一，在於其內涵包含更高的道德理想與價值。在這個體系中，見利忘義、恃強凌弱的行徑受到鄙視和譴責，扶弱濟貧、捍衛正義、維護秩序的舉動受到推崇。「興滅國，繼絕世」訴求的正是古代東亞國際關係中的正義原則，即國家不分大小，凡曾擁有獨特歷史文化傳統和政治傳統的自治體，其歷史和現實中的生存權力即應受到尊重，違背此一原則下的結果，必須更改，方合正義。這樣的原則和價值，持續影響著兩千多年來的中國，並在中國向近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以新的方式延續下來。

1879年，琉球遭日本吞併，琉球政界人士紛紛請求清廷介入，幫助琉球光復故國。清廷與日、美的折衝交涉，最後接受二分琉球的方案，即琉球北部諸島歸日，南部諸島劃歸清廷管轄。清廷的目標，不在於將琉球部分領土納入自身的版圖，而是借南部諸島延續琉球王國的存在。

抗戰前後，蔣介石不僅追求中國的民族獨立，也將幫助亞洲各國脫離殖民統治，謀求獨立，視為中國的道德義務。一如支持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和越南革命者，支持印度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國民政府也支持主張琉球恢復獨立的琉球革命同志會。日本敗局底定之際，蔣拒絕考慮將朝鮮和越南作為戰利品收歸中國的建議，盡力扶持朝鮮、越南、緬甸、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開羅會議期間，蔣兩度拒絕羅斯福將琉球交給中國的建議，主張中美共管琉球，最終幫助琉球恢復獨立。

蔣介石分別看待朝鮮、暹羅、安南、琉球與東北、台灣、西藏等地區的態度，即承繼自中國的政治傳統。「中華世界秩序」中，朝貢關係、宗藩關係不同於直接或間接行政管轄。中國在與琉球長達五百年的宗藩關係中，從未干預其內政；這與薩摩入侵，直接干涉琉球內政的情形迥然不同。蔣介石將中國歷史上的國際正義理想與殖民地、次殖民地人民獨立自由的價值結合，不承認明治以降日本對琉球的統治權，但不比照日本要求獲得對琉球的統治權。在此，蔣的立場又與英國在戰後極力維護其在亞洲殖民利益的態度迥然不同。

自開羅會議迄今，中華民國政府堅持不承認日本對琉球擁有主權。1953年，美國有意將其占領下，琉球群島北部的奄美群島移交給日本，即受到將奄美視為琉球附屬島嶼的台北方面強烈反對，《中央日報》在社論中宣示政府在琉球歸屬議題上所堅持的立場，即依《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盟國對於日本屬領或託管島嶼，必須經過事前洽商，方能加以處分；同時強調保障琉球人民意志、捍衛國際條約精神的道德價值。延續此一立場，中華民國政府也不承認1972年美國單方面進行「琉球歸還」行動的合法性。

孔子終生抱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理想，映照出古代東亞國際關係中的正義原則，是一個值得發展的、恆久的、普世的價值；蔣介石致力維護遭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弱小民族和人民的獨立自由權利，創造出在戰後世界秩序中維護國際正義的新價值。琉球的地位和歸屬，應該在這樣的原則和價值下接受審視。

謹此，祭奠亡國135年的琉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