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年來一直存在著「藍天綠地」的政治生態，但其實20多年前南部地區曾一度被視為國民黨的「鐵票區」，但由於政治系統上，農會與水利會系統勢力日漸式微，而經濟上南北差距卻又不斷擴大，民進黨從黨外時期到1986年建黨以後，鼓動「台獨意識」、大打「族群牌」，造成藍綠壁壘分明，政治版圖遂逐漸「豬羊變色」，國民黨即使贏得總統大選，但在南部縣市長和民意代表選舉部分仍節節敗退。

台灣及離島總體面積三萬餘平方公里；然而半個世紀以來，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現象日顯，且逐漸成為一棘手的公共問題。同時由於台灣南北差距也造成民眾對兩岸關係看法的歧異，這樣的歧異也影響了兩岸關係的發展，造成南部民眾對兩岸關係發展的不信任。兩岸關係不可能也不應該永遠存在南北不平衡狀態，因此如何縮小台灣南北差距，也是改善兩岸關係的重要一環。

台灣南北問題的政治面因素，雖遠可溯自清末、日據時期，政治中心逐漸由南往北移，至最終定都於台北，但真正決定當代台灣區域差異的關鍵政治因素，肇因於國府遷台至冷戰時期的地理戰略佈局。

為因應冷戰之戰略需求，在中美共同防禦的前提下，台灣各地與離島被賦予不同的角色。台北作為美軍顧問團駐紮地，是統整全台情資、物資與金流的中心；台中是主要空軍基地，兼任美國官兵在東南亞的臨時休憩中心；台南為美軍主要核彈存放區與戰爭所需工業技術育成中心；高雄則是重要物資轉運商港、軍港與重工業基地。此戰略需求下的區域角色分配，成了今日台灣各個不同城市與地區的發展原型。

1970年代台灣確定將以代工、貿易為主的經濟發展路線後，1980年代政府就開始強力輔導電子代工產業，並決以新竹作為核心生產基地，政府各部門傾力扶持，在基礎建設、設廠、稅收等方面提供優惠。在城市建設方面，台北也進入大幅改造期，新建捷運、快速道路、聯外道路等。北台灣的建設成為1980年代台灣發展的主要著力點，而北台灣與台灣其他地區之間的差距，也就在此時期快速成形。

以下以五都人口變化、產業結構與平均所得等三方面，來觀察南北差距。

台南縣市與高雄縣市合併後，2012年台北市每平方公里人口高達9,753人，而台南市僅856人，高雄市也只有941人，顯示北部人口密度高度集中，這表示北部較容易發展商業或服務業，而南部土地面積較大適合耕種。

以2012年五都農林漁牧產值來看，台南市為512.75億，是新北市55.7億的9倍多，但台北市的營利事業銷售額為1.22兆，卻是台南市營利事業銷售額0.24兆的5倍多，顯示北部商業活動遠超過南部地區，而南部以農業活動為主，南北經濟活動有顯著不同。

若以代表商業活動實績的營業稅，以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繳納數額來看，2012年台北市的營業稅額高達1300多億元，占全國營業稅總收入的58％；第二大城高雄市的營業稅為102億元，只占全國營業稅約5％，明顯可知南北兩大城市的商業活動熱絡情形落差很大。在2008年雷曼兄弟事件發生後這種現象更為明顯，政府為提振經濟活動，投入更多的資金在商業活動與稅賦減免，這些都更有利於商業活動的發展，相對而言，農林漁牧相關活動被逐步邊緣化，這也反映在五都的平均所得上。

從下表中可以發現，2008年與2011年五都家庭可支配所得都有略為衰退現象，但台北衰退幅度明顯較低 (2010年還上升)，而台南市與高雄市卻逐步衰退。一般民眾普遍認為，這與國民黨在2008年重新執政，較重視工商業發展有關。由於南北產業結構的差異，自然反應在所得差距上，也造成南北差距日益惡化。

台灣的區域差異固然有來自政經政策及歷史成因，不過，社會對區域的詮釋，也影響著人們對於各地區的理解及印象。更有甚者，人的認知與態度常是加深區域鴻溝、形成區域發展不均的原因或結果。「從台北看天下」已根深蒂固：一種由上而下的視角，形成台灣社會中無形卻明顯可感的社會文化衝突來源。例如，中部地區被視為台北人可接受的周休文化娛樂區，濁水溪以南被視為民智未開的草莽之地，東部地區被視為台灣最後一個永續發展的希望。無論傳媒或政府，諸多以台北為本位的公共論述，顯示他們對台灣其他地區缺乏深層的認識與了解。

台灣社會對於區域差異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話語脈絡；一是現代主義式地描繪南北差異；二是帶有濃厚後現代色彩地重構南北差異。

前者按照現代化的標準與思維區別南北。北與南被詮釋出許多象徵意義：社會關係的差別─北部人冷漠，南部人熱情；經濟能力的差別─北部資源多，南部落後貧乏；文明精緻程度的差別─北部國際化、夠文明；南部草根本土。這種粗略的二分法、片段零星的觀察，卻深入人心，進而成為泛泛用以詮釋南北的認知基礎。

近年來，一種以後現代主義式觀察區域差異的視角逐漸在南部浮現，試圖重新認識南北角色、建構一個不同的北與南。簡言之，在「活出自我」、「創造唯一」的思考之下，南部可以重新被看見；南部可以不是粗鄙，而是推出電音三太子的新台客文化發源地；南部可以不用是草根，而是樂活；南部可以不用重拾北部生產的角色，可以拒絕石化廠、重工業區再進入。「轉型」成了南部的新出路，對比的是那個僵固在舊文化中的北部。

不論用哪一種解析方法，南北溝通對話，都有助於減少南北的落差與隔閡。

台灣的南北區域問題，大抵在上述政經因素交互、來回作用的影響下而越見複雜。北部民眾認為大陸人來台投資，有利於台灣工商業經濟活動的活絡；但南部民眾則認為兩岸開放帶來大陸農產品入台，取代了台灣本地農產品的地位，而大陸勞工來台也會造成台灣勞工失業問題惡化，因此在2012年大選期間，就提出「查某找無ㄤ，查埔找無工」的說法。

要化解南部地區民眾對兩岸關係的質疑，就要從縮小南北結構性差異做起，筆者認為必須建立在以下三大基礎前提上：

一、在既有結構角色與轉型之間取得適度的平衡；以逐漸調整結構環境，並尋得該區域未來新的立基點。政府必須在南部地區尋找新的產業（例如文創產業），推動新的產業結構，重新獲得南部民眾的認同。

二、兼顧政治、社會、經濟等各面向因素；穩定的權力環境、透明的公共決策、可溝通的社會氣氛，得以讓結構性問題有足夠的解決時間。除經濟面外，政治與社會面也要更積極透明化，例如財政收支劃分法等。

三、長期、持續投入弱勢地區。由政府擘畫、帶領、協助、輔導弱勢地區的產業再造，協助他們逐漸與市場再度接軌。

南台灣的經濟弱勢，顯示台灣過去賴以運作的經濟成長模式有其瓶頸。數十年來，台灣靠著低價大量製造、高效率生產、快速運輸、出口貿易帶動經濟；而今一方面已不敵全球化生產移動的挑戰；另一方面勞工薪資及就業品質均難以提升。

舊有的經濟模式雖有其不可磨滅的重要性，但從結構重整的角度思考之，嘗試加入新的經濟模式是有必要的。唯有縮短南北經濟上的差距，才能減少南北衝突，同時也有助於逐步改善兩岸關係。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創意媒體學院副教授）